本报讯 （记者陈雅静）8月24—25日，从“治书之学”到“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第二届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门学科，“文献学”已有百年发展历史，而以“治书之学”为名的“文献学”，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杜晓勤表示，推进文献学学科的发展核心在于“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即在学习和研究阶段要谨守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这是研究学问的基础和核心；而“出新”则意味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观念去重新审视和运用这些传统学问。

　　不久前，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的《唐五代诗全编》出版。与以往的古文献辑佚、校勘相比，陈尚君更倾向于让唐诗回归唐代的语境，这也为新时代下古籍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近年来，随着新文献的不断发现与刊布、数字人文技术的兴起、中西比较视野的引入，作为基础学科的文献学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认为，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应以文本校勘为基础，而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表象的描述、发掘和整理。古典文献学应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深入文本，探究文本的生成变异、阐释和理解过程，最终揭示文本的意义。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介绍，他们在暑期推出了古籍大众智能整理——“我是校书官”活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手段，利用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自动标点、繁简转换和在线编辑工具等先进技术，一站式解决古籍的数字化与整理问题，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参与古籍整理的机会，促进了古籍保护与传承；同时也为国家文献、古籍整理提供了新方法的支持。

　　与会学者表示，如何更好地继承学术传统，进一步实现本学科的创新与发展，仍是需要探讨的议题。一方面，学科内部需要对自身历史、学科定位、核心议题、发展方向进行回望与思索，不断革新研究方法与范式。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对文献学方法的借鉴与创新，既促进了本学科的进步，也为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研究方法的文献学不仅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文献管理和研究方法，还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不断拓展相关研究的领域和深度。

　　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