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7月9日，国际生物学综合期刊eLife执行董事达米安·帕丁森（Damian Pattinson）等人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力博客网站发文称，学术期刊正在向开放获取学术交流系统转变，这一过程在技术和功能层面对期刊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期刊的品牌价值甚至高于研究质量。

　　如今，人们重视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集中在少数有声望的期刊上，进而推动了这些期刊的繁荣发展。学者在此类期刊上发表文章，其作品就被认为具有重要性，反之作品可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在帕丁森等人看来，期刊的品牌并不能代表研究质量，对于研究的评价应当与研究成果本身紧密相连。

　　开放获取学术交流模式的发展重构了学术出版市场，随着付费出版模式的引入，作者成了客户。在这种模式的激励下，出版商会尽可能多地发表作品以获得收益。被拒绝的论文可以重新定向到同一期刊系统中的其他期刊，这既可以维持现有品牌的影响力，也不会对出版商的收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许多期刊一直在通过延伸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品牌，在相关期刊或子期刊中重用期刊名称，《自然》便是实例之一，其子刊数量处于不断增长中。

　　出版商也在利用自己的品牌力量和规模力量。自2018年以来，开放获取市场的整合步伐有所加快。似乎是受开放获取基金的影响，大型出版商一直在收购较小的开放获取机构，比如Taylor & Francis收购了PeerJ，这种现象加剧了文章被留存在同一系统内部的现象。与此同时，旨在促进学术出版领域向开放获取转变的变革性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s）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垄断。对于大型出版商来说，变革性协议更容易谈判，同时可以将作者的选择限制在自身出版的期刊上。这对较小的开放获取机构和出版商来说是不利的，它们要么被排除在此类谈判之外，要么被纳入限制其谈判能力的条款中。因此，变革性协议非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将权力集中到少数出版商手中，扼杀了创新，限制了作者的选择。

　　目前看来，期刊的品牌化是通过过度依赖影响因子等基于引用的期刊排名实现的，追求这些指标扭曲了期刊的行为方式。出版商可能会为了追求高影响因子，在一个领域发行许多期刊，只要其中有一份期刊获得了不错的排名，就会引来大量投稿，从而使出版商获得巨额经济回报。许多人把在知名或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视为学术地位的象征。这种声望经济导致一些研究人员甚至通过伪造数据、操纵图像等进行学术作弊。

　　帕丁森等人认为，为了应对以上挑战，人们需要在实际层面和文化层面接受变革。一方面，采用与研究直接相关的评价方法。减少对期刊品牌和基于引用的指标的依赖，可以采用开放的同行评议和编辑评价，优先考虑方法的严谨性和研究发现的透明度而非具体结果。另一方面，将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与成果发表相分离。更关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的价值，以及研究人员对科学和社会作出的其他贡献，如采用更开放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参与教学和同行评议。总的来看，学术界需要建立包括激励机制和研究评价标准在内的更健全的科学传播系统，从而使科学研究稳健发展并带来更多好处。

　　（王俊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