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24年年会暨第八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齐齐哈尔举行。与会学者表示，史料学是一门“遗憾之学”，源于史料的发现永远在路上。这也决定了在注重第一手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同时，要对已有史料进行全面深入挖掘，转换研究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推动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尊重第一手资料

　　“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大连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李晓峰认为，围绕“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产生的史料追索过程，呈现了史料学具有“遗憾之学”的特点。这一过程对史料学研究者而言是锻造学术求索精神的过程，其内在的精神动力是史料学的魅力所在。

　　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东认为，所谓第一手资料，指的是资料本身而非使用者，即没有任何改动、完全忠实记录下来的资料，无论谁来使用其都是第一手资料。如果资料经过删改，即使搜集者自己使用，也不能称之为第一手资料。

　　格萨尔史诗史料体系在史料学的整理与研究路径中，主要由口述史料和古代书面文献、档案汇编、考古遗迹、数字史料、电子史料等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霞表示，格萨尔史诗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形成正处在不断探索、努力发展的阶段。学界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从资料的搜集整理阶段进入学理性探赜的研究阶段，研究范式已然发生转换，正在为中国史诗研究打开新的视域，“中国史诗学派”“共同体诗学”已呈现出新理论本土化的实践模态。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曾明表示，新时代，我们在话语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形式创新，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全面挖掘已有史料

　　公元443年刊刻于嘎仙洞石壁上的“祝文”，是统治者用以歌功颂德、祭祀祖先的文辞，被誉为流落在大荒之中的庙堂文学，对北魏历史乃至北方民族史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但学界对鲜卑祖源地与嘎仙洞的关系尚存争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秀莲认为，嘎仙洞石室被当作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嘎仙洞石室“祝文”被发现后，学术研究缺乏史源辨识、史料分析，仍沿用《魏书·礼志》做出的政治建构。由此产生学术质疑是必然的，但解决学术质疑问题，还要期待嘎仙洞“先帝旧墟”的第三次发现。

　　20世纪40年代，梁实秋和华思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两文，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但长久以来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资料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陈思广表示，学术拓新离不开对已有史料的全面发掘与深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接受者在《骆驼祥子》研究中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域。

　　不断拓新研究视野

　　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维度伴随着“空间批评”的兴起而日渐受到重视，成为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拓展文学研究路径的重要维度。五华书院作为清朝嘉道年间云南多民族文学交融发生的具体历史现场，构成了多民族诗人栖居的文学空间。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孙纪文表示，五华书院承载着多民族文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与文化记忆，而由此衍生成的五华书院“文学空间共同体”，不但成为诗坛风尚转变的助推力量，也因其多样的诗歌风格，丰富了云南诗歌乃至清代诗歌的整体内容。

　　元明清时期蒙古族的汉诗创作也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的变化。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米彦青提出，对这一创作群体的研究要从制度史、思想史以及“新文化史”三个视角进入，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下蒙古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对中华文学史料的挖掘、梳理、研究，在此基础上打破学科壁垒，以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高的学术境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实现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现实意义。

　　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和齐齐哈尔大学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