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2024年05月31日 15: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5月31日第2903期 作者:赵庆云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根基,“通古今之变”被赋予了“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中华文化强调从历史变迁中探寻不变之常道,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史传统。撰著通史成为史家的最高追求,通史著作以贯通古今、涵纳天下的视野,记录着我们的历史道路与文明进程,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与丰厚滋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通史撰著倾注极大热情,涌现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和蔡美彪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中国通史著作。这些著作以宏大的学术气魄,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变迁的轨迹,寻绎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中国古老的通史撰述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通史是传承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也是集时代史学之大成、推动历史学学科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平台。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通史著作,诚为时代之杰作,然因成书已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有传承、发展的必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方法推陈出新,新材料、新领域不断开拓,学科交叉融合日益多元,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亟须一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通史著作。

  《(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顺应这一时代召唤,于2020年正式启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影响至为深广。《(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作为纂修工程重要的先期成果,备受各界瞩目。该书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新的时代基点,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声,进而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新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历史学智慧和力量。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体悟最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通观古今、臧否人物、论辩是非,是这部通史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特色。与以往的通史著作相比,《(新编)中国通史纲要》最富有时代气息。一是写作时限从远古文明起源直到新时代,真正做到了贯通古今。二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历史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从主旨主线到内容详略取舍,均体现出深切的时代关怀。全书着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历史底蕴,深入梳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第二,社会形态理论贯穿全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通史著述难在“通”,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历史叙述就难免散乱杂糅,甚至自相抵牾,缺失通史应有的系统性。《(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坚持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根本理论架构,同时结合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及近代民族复兴这一主线,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以全局性、长时段的眼光,系统考察从史前直到新时代的历史全程。围绕中国历史的关键之变、关键节点,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揭示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全书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出发,寻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具体论述虽然强调言必有据、信而有征,但没有烦琐冗长的引文考据,行文简洁流畅,深入浅出;不空发议论,而将理论阐释融入在史实叙述之中,史论结合无间,自然妥帖,浑然一体,体现出道贯古今、辞浅意深的特点。

  第三,坚持“大一统”的观念立场,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全书紧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演进的主线主脉,突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政权性质,探索历朝历代为完成国家统一、完善行政建制、解决民族矛盾、推动边疆治理的种种举措,多维度呈现“大一统”这一历史主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历史学贡献。

  近年来,人们的文化自信也日趋加强,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也趋于强化。以往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发展道路时,日益显现捉襟见肘的困窘。中国史学界一味追随欧美学界、弱于理论建构的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不少学者呼吁不能再一味眼光向外,中国学者应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宏大叙事,而不应只为西方理论做注脚。摆脱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羁绊,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史编纂事关国运、文运,一脉相传、与时俱进的中国史学传统,是我们坚持历史自信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和出发点。钱穆有言:“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历史是文化凝聚力的根本依托,是人们爱国之心的源泉。盛世修史,《(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将通俗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其根本宗旨在于赓续历史文脉,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厚植根基、培育沃土,为新时代强国复兴伟业贡献史学智慧。

  与此同时,通史著作也是历史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离不开通史纂修实践,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成就,终归要在通史性著作中予以凝结、积淀,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因而,《(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努力践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召、探索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崔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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