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根基，“通古今之变”被赋予了“究天人之际”的超越性意义。中华文化强调从历史变迁中探寻不变之常道，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史传统。撰著通史成为史家的最高追求，通史著作以贯通古今、涵纳天下的视野，记录着我们的历史道路与文明进程，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与丰厚滋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通史撰著倾注极大热情，涌现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和蔡美彪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中国通史著作。这些著作以宏大的学术气魄，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变迁的轨迹，寻绎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中国古老的通史撰述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通史是传承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也是集时代史学之大成、推动历史学学科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平台。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通史著作，诚为时代之杰作，然因成书已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有传承、发展的必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理论方法推陈出新，新材料、新领域不断开拓，学科交叉融合日益多元，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亟须一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通史著作。

　　《（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顺应这一时代召唤，于2020年正式启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影响至为深广。《（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作为纂修工程重要的先期成果，备受各界瞩目。该书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新的时代基点，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清晰、坚定、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正声，进而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新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历史学智慧和力量。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体悟最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通观古今、臧否人物、论辩是非，是这部通史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特色。与以往的通史著作相比，《（新编）中国通史纲要》最富有时代气息。一是写作时限从远古文明起源直到新时代，真正做到了贯通古今。二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历史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从主旨主线到内容详略取舍，均体现出深切的时代关怀。全书着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历史底蕴，深入梳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第二，社会形态理论贯穿全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通史著述难在“通”，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历史叙述就难免散乱杂糅，甚至自相抵牾，缺失通史应有的系统性。《（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坚持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根本理论架构，同时结合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及近代民族复兴这一主线，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以全局性、长时段的眼光，系统考察从史前直到新时代的历史全程。围绕中国历史的关键之变、关键节点，全面考察历史之“变”，深入探究历史之“理”，揭示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全书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出发，寻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具体论述虽然强调言必有据、信而有征，但没有烦琐冗长的引文考据，行文简洁流畅，深入浅出；不空发议论，而将理论阐释融入在史实叙述之中，史论结合无间，自然妥帖，浑然一体，体现出道贯古今、辞浅意深的特点。

　　第三，坚持“大一统”的观念立场，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全书紧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演进的主线主脉，突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政权性质，探索历朝历代为完成国家统一、完善行政建制、解决民族矛盾、推动边疆治理的种种举措，多维度呈现“大一统”这一历史主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历史学贡献。

　　近年来，人们的文化自信也日趋加强，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也趋于强化。以往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发展道路时，日益显现捉襟见肘的困窘。中国史学界一味追随欧美学界、弱于理论建构的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不少学者呼吁不能再一味眼光向外，中国学者应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宏大叙事，而不应只为西方理论做注脚。摆脱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羁绊，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史编纂事关国运、文运，一脉相传、与时俱进的中国史学传统，是我们坚持历史自信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和出发点。钱穆有言：“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历史是文化凝聚力的根本依托，是人们爱国之心的源泉。盛世修史，《（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将通俗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其根本宗旨在于赓续历史文脉，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厚植根基、培育沃土，为新时代强国复兴伟业贡献史学智慧。

　　与此同时，通史著作也是历史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离不开通史纂修实践，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成就，终归要在通史性著作中予以凝结、积淀，并且不断丰富、完善。因而，《（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努力践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号召、探索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