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我们要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宏阔视野，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这三个方面切实担负起这一使命。

　　在科学传承中为中华文明提供滋养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奋斗历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五千多年的历史延续赋予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与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其中的优秀成分更是中华民族不断成长的文明土壤，因此要坚定不忘本来，积极汲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具体来看，这些精华成分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精神特质，也有天人合一、革故鼎新、万物一体、文明以止等精神追求，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永不褪色的价值，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滋养着中华文明，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肥沃养料。在积极汲取中华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同时，也要明确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既定条件下共同创造的，是历史必然的产物，其中也必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必须做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如此才能确保中华文明永不僵化、永不保守，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也就是说，在科学传承中华文化中为中华文明提供滋养，既要积极汲取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又要积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内容，在继承与摒弃的辩证统一中提炼出对中华文明进步有益的精神养料。

　　在文明交流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时空背景下，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得到充分体现。在多元文明交织融合的今天，坚持吸收外来文化，以自信、开放、包容的胸襟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构成了在理性开展文明交流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我们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也有着相对独特的内在价值，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值得其他文明借鉴和整合的先进内容。对中华文明而言亦是如此，不同文明孕育出多元多样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中必然有着与中华文明相契合的成分，也有着相对中华文明而言更为先进抑或对中华文明进步有益的成分，这些外来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以自信积极的态度坚持自身文明的鲜明特色，做到辩证取舍。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不仅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追求，更有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个性与特殊性，有着自身的文明特色、民族特色。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警惕陷入文化霸权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图谋之中，否则中华文明进步乃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无从谈起。即是说，在理性开展文明交流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既要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也要以自信积极的态度坚持自身文明的鲜明特色，实现中华文明的自主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在“两个结合”中为中华文明创新形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面向未来创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从历史上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步步走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中华文明展现出光明的未来前景。因此，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保证中华文明始终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走在时代前列，引领21世纪发展的潮流。一方面，不断弘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程中形成的创新理论，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共同富裕”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等，这些创新理论的提出为中华文明形塑出现代形态。另一方面，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新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进程。

　　总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切实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汇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磅礴文化伟力，为实现“两个全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