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至今，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已走过十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十年来，各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栏目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殷德生和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李胜兰共同解读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年发展成就和经验，以及面向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十年建设结硕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我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十年来进行了丰富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哪些创新成果？

　　殷德生：十年来，上海自贸区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坚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近一半源自上海首创或同步先行先试。

　　上海自贸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贸易投资领域进行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例如，实施全国首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高水平建设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制造业、金融业等数十个开放领域落地一批全国首创外资项目；深化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率先推出一线“先进区、后报关”、区间“自行运输”、二线“批次进出、集中申报”以及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等措施。上海自贸区的一系列贸易投资制度创新为国家推动高水平开放、与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相衔接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跃度，显著增强了外资的吸引力。

　　上海自贸区稳步推进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一方面，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开展“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证照分离”“照后减证”“一业一证”等试点，已在31个行业发放行业综合许可证超过5000张；率先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经营主体登记确认制、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创新简易注销等经营主体退出机制；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创建“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许可办理机制和“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监管协同机制。未来，上海自贸区会针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边境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规定，继续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2015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广东自贸区”）设立。请简要介绍广东自贸区取得的成绩以及创新成果。

　　李胜兰：目前，广东自贸区已累计形成696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216项改革创新经验，发布301个制度创新案例。在经济总量、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经济总量实现新突破。八年来，广东自贸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元，年均超过1300亿元，税收由2015年的574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950亿元，带动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国内生产总值由2015年的2244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4663亿元，增长超过1倍。

　　营商环境优化持续发力。广东自贸区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在企业准入方面实施全国最短外资负面清单和全国首创商事登记注册制，在企业准营方面实施“一网通办”等创新举措，8年来累计新设企业超过26万家，实际利用外资近500亿美元，吸引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456个。

　　国际门户枢纽能级不断提升。广东自贸区打造高效便利的大通关体系和海陆空联运的大航运体系，实现跨境电商、离岸贸易等多项新业态迅速发展，2022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5%。

　　金融开放创新成效显著。广东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跨境资金池等投融资改革试点，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至2022年，累计新增金融机构5.5万家，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算量占全省的1/4，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占全省的1/7，累计办理自由贸易账户资金业务超2万亿元。

　　顺应经济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胜兰：自贸试验区是支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更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从支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作用来看，第一，我国实现了自贸试验区与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21个自贸试验区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到西的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等主要国内经济区域的覆盖，全方位发挥了对周边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及辐射带动作用。第二，自贸试验区将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及“四链融合”。各自贸试验区依托制度创新优势，积极探索打造世界级战略性产业集群的路径、经验，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于“十四五”末形成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集成电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自贸试验区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融资租赁平台，对区域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作用来看，第一，自贸试验区有助于构建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如天津海关积极对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条款要求，对天津自贸区大通关基地的空运易腐货物实现6小时通关，更好地发挥了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用。第二，自贸试验区有助于打造中国面向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前沿阵地。如海南自贸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建立和完善与东盟国家的陆、海、空跨境运输通道，促进了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积极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我国自贸试验区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

　　李胜兰：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我国更应在世界各经济体间的竞争中谋求共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自贸试验区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方面作出了两方面的贡献。

　　第一，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彰显了中国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决心。一方面，各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产业升级与技术升级的道路，打通国际物流的大动脉，成为我国构建国家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网络的基点，并支撑我国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另一方面，各自贸试验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竞争，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地位。

　　第二，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进自主开放提供先进经验，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作出中国贡献。我国自贸试验区强调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根本要求，为世界各国的自主开放提供了“中国方案”。我国通过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推动我国与国际贸易伙伴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形成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鼓励自由贸易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步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

　　新征程勇做先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6月，商务部会同有关地方、部门制定《自贸试验区重点工作清单（2023—2025年）》（以下简称《工作清单》），明确2023年至2025年相关自贸试验区拟自主推进实施164项重点工作，每个自贸试验区的重点工作7—10项，包括重大制度创新、重点发展产业、重要平台建设及重大项目活动等。这一清单出台的时机和意义是什么？

　　殷德生：《工作清单》是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部署，加强统筹谋划和分类指导，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推动自贸试验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工作清单》紧扣中央赋予各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以清单方式列明未来3年各自建设方向和重点事项，推动各地精准定位、精准施策，实现差异化创新发展。《工作清单》涵盖了各自贸试验区主动谋划、自主推进的一系列重点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地首创精神。《工作清单》还赋予各自贸试验区集成性的目标任务，各地要注重重大制度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李胜兰：《工作清单》首先明确了各自贸试验区的定位。这不仅是对各自贸试验区未来三年的建设方向和重点事项进行规划，还对各自贸试验区进行了更精确的定位，将有效推动差别化探索的深化。如上海自贸区着重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形成跨国公司总部经济聚集区；广东自贸区则着重与港澳两个平台间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其次，《工作清单》对相关自贸试验区拟自主推进的重大制度创新进行了规划，这是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新试验”，有助于激发地方的制度创新动力，并结合自身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创造全国首创及领先的制度创新成果。如广东自贸区应推进“大湾区组合港”“湾区一港通”建设，打造以南沙港、蛇口港为枢纽的一体化通关物流信息平台，提升各港口间物流和通关时效，实现港口群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最后，《工作清单》赋予了各自贸试验区集成性的目标任务，重点发展产业中先进制造业的规划成为了关注的重点。《工作清单》从产业发展的全链条出发，对各自贸区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统筹与协调。如福建自贸区重点建设物联网产业基地，打造物联网产品重要供应基地；江苏自贸区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探索开展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试点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在全面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勇做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未来，继续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如何更好发挥其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殷德生：未来推进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将继续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能级提升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根本要求，在更深层次开展更大力度压力测试。一是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政策和制度体系，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全面提升国际规则衔接能力，尤其是全面对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二是全面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创新协同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打造全球前沿科学策源地、研发总部集聚区，集聚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创新平台。三是全面提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形成配置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统筹在岸与离岸业务，加快发展跨境金融、新型国际贸易、高端航运、数字经济等现代服务业。

　　李胜兰：首先，要坚持推动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我国需继续提升与国际规则的衔接能力，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试点对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率先试点其中具有挑战性的条款，如CPTPP中“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电子商务”等条款。自贸试验区需进一步优化负面清单模式，科学地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并对条款相关的制度进行创新。

　　其次，强化改革统筹和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差别化探索。我国自贸试验区经过十年的制度创新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大量的制度创新成果。为进一步提升制度创新水平，必须探索系统集成性的制度创新，统筹协调和推动各领域、各子项、各事项制度间的耦合与衔接。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要精准实施差别化的制度探索，避免对先进经验的照抄照搬，始终立足自身发展特色与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以全产业链的视角出发，积极探寻和创造联动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