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探索与奉献——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异宾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聚焦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探索与奉献。
回顾历史 启发现实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向解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旗帜。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纪念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探索道路,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方军提出,纪念恩格斯必然会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自谦地说到:“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是个“能手”,那也是极其伟大的一个能手;如果像他所说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本人是“第二小提琴手”,那也是极其出色的第二小提琴手。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很多合作者,但是最终要么分道扬镳,要么产生很大分歧,而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志同道合,在思想上高度契合,在情感上深厚而真挚,在性格上互补又亲密无间,则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思想史现象。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深刻地揭示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伟大智者之间的思想交融、至深友谊和亲密无间关系,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异宾表示,恩格斯一生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马克思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大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合作中,恩格斯的许多工作是为马克思完成他的事业提供协作。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致力于推进马克思的未竟事业,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上,这是非常艰辛的工作。恩格斯的奉献精神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值得永远学习。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是共同的理论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相当部分是恩格斯的经验和积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中,恩格斯在很多问题上启发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和马克思彻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恩格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应当对恩格斯的探索和奉献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共同的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及自身使命有着自觉理解因此忘我并做出自我牺牲的最卓越典范。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历史叙事以及为其提供依据的哲学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贡献,尽管两个人的作用并不一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大平谈到,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实现的新的历史科学高度,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视域来评价恩格斯的贡献。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是新的历史观和科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思想革命确立了新的科学,恩格斯正是那种新的理论实践之典范,他自觉地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并推动其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结合,没有这种工作,就不可能有所谓正解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佃来提出,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光辉著作,而且还作为“第二小提琴手”,承担起了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作品和思想观点进行整理、阐释和发表的重要工作。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兴趣点上的差异,但将他们对立起来的观点却是站不住脚的。实质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对于自然辩证法,只有奠基于‘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作为哲学家兼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理解之上,方能达到合理的解读。”南开大学教授王南湜认为,人们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根由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误解,在于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意蕴。具体而言,由于未能理解恩格斯是如同马克思一样的哲学家兼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未能理解恩格斯在哲学与科学不同语境中话语意蕴的不同,从而将自然辩证法或解读为单纯的自在自然辩证法,或否认自然辩证法而只承认历史辩证法,只抓住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了两个方面在本质上的关联性。揭示误读可能发生的缘由,才能够为合理理解自然辩证法提供一个预防性的语境框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天俊提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是给改进哲学提供了方案或指明了方向,而是批判地论证了哲学本身在实践面前的有限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当哲学不敷改变世界时,它就该“终结”了。“终结”当然不是一切结束,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或许能够改变世界的新哲学,而是扬弃哲学而达成的新世界观。
重视恩格斯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可以说是《资本论》的经济学“底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白刚提出,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开展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这一批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批判的主要“经济学范畴”、研究对象、关注的“轴心”和根本任务,从而真正从经济学理论方面激发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奠定了《资本论》最初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规划和基本概念框架的意义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马克思开启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新世界”,可以说是马克思通向《资本论》之途的第一个经济学文本。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猛认为,在《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以及《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三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反批评的着眼点是谢林与被他人本学化了的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时恩格斯所理解的黑格尔哲学,其实是某种尚未出现的黑格尔哲学。但青年恩格斯最终并未成功地为黑格尔哲学中的观念、逻辑或理性找到一个作为自然的前提,也意识到无法自洽地进行论证。从青年恩格斯此后的思想历程来看,这一困难是使他最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动力。
“强调恩格斯工人运动观这一理论维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其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领会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正东提出,通过从本质、现状、深层内涵等三个层面对英国工人贫困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一前提条件有了全新的把握。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解读贫困,揭示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只有通过对私有制的批判、颠覆和超越才能真正解决。以唯物史观分析贫困背后的社会关系基础,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脱贫攻坚和反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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