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4 期 10 版“公共管理”文章之一。

现代社会生活中，与经济泡沫一样，管理泡沫无处不在，也是不可避免的。管理泡沫与经济泡沫有着特殊的内在逻辑联系——管理泡沫可能产生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也可能由管理泡沫所导致。在管理链条中，由于非理性的管理，当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时，随之带来了管理效果虚涨、管理预期虚夸、经营或治理风险放大等情形，可称之为“管理泡沫”。一方面，管理泡沫分为宏观管理泡沫与微观管理泡沫。前者包括不合理的通货膨胀、公众预期的扭曲或消费信心无节制的膨胀——即公众信心的泡沫等；后者则包括微观管理中的马太效应、管理链条的非正常延长等问题。另一方面，笔者尝试将管理泡沫分为自然泡沫（摩擦性泡沫）与外生泡沫。自然泡沫是由于信息自然失真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外生泡沫是人为主观故意或者是人的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管理泡沫。

　　自然存在的管理泡沫就像经济学家界定的自然失业率一样，是正常与合理的，如摩擦性泡沫，影响很小。但非正常的外生管理泡沫则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比如，小到微观管理层面的泡沫会影响一家企业的绩效，大到国家宏观管理的泡沫会影响公众的信心——带来公众信心的泡沫等社会问题。

　　“管理泡沫”的生成机理

　　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管理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真等影响下，或者是人为的干扰、掩盖、粉饰各类信息，非理性的管理就会导致大量的管理泡沫，在金字塔状的科层制结构协同作用之下，这些管理泡沫会逐级放大。当然，这不是科层制自身固有的弊端所带来的。在现代企业（或组织）治理模式，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委托代理模式下，管理的非理性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放大经营风险、管理链条的非正常延长，夸大收益和管理成果来不合理地提高管理层的声望和收益；或者资源垄断性、行政垄断部门带来管理泡沫。

　　因此，即使体现在管理层或管理集体中，相对于群体、组织或大众的利益，亦是难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非理性管理行为。不难理解，在浮躁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和功利化管理氛围的浸腌下，以及在一些管理精英的操控下，各界的管理短期行为、家族企业争夺控制权等等现象很多（美国安然公司的突然崩塌、华尔街的崩盘就是实证），因而在管理链条上也不可避免地吹涨出各类非正常的管理泡沫。

　　探寻“去泡沫化”的管理方法

　　首先应做到实时披露信息，以减少信息失真。

　　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真是产生管理泡沫最重要的原因。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确保信息源的可靠性与信息传输管道的稳定性。因此，注重提纯信息源并合理疏通各种信息传递管道，减少信息失真和信息传递的阻滞能有效挤消管理中的泡沫。当然，这还能有效防止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信心的扭曲。管理工作中的信息传递，可以像通信和计算机互联网络信息传输一样，能否在一些常规信息传输管道中嵌入信息校验码和增加信息校正系统，以便及时矫正信息失真问题。例如，将信息迅速拆开分包、加入校验码，传输后再将其重组；再如，建立信息传输实名背书签名制度，并增加真实信息的收益和提高人为扭曲信息的成本等。

　　其次要努力推动理性的人本管理，遏制非理性的管理行为。

　　这方面的工作，第一，要重新界定理性的人本管理，使功利化的管理回归到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管理。第二，激励更多创新人才进入实业，并重塑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再造，对分利规则重新洗牌，避免只对精英负责的习惯不断延续，变对精英负责为对平民乃至整个社会负责。第三，注重管理伦理的浇塑，重树行政官员、企业管理者等各类管理人员的信仰，有效斧正管理者们的管理价值排序，并合理、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合理的政治化，从而推动理性的人本管理。比如，资本是逐利与功利的，且驾驭资本的人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通过精细和理性的人本管理来约束人的贪欲等非道德行为，实现去功利化和去泡沫化的管理。第四，精英治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由于人及管理层的有限理性，从而精英治理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为消除其消极影响，可以借鉴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通过疏通人才流通管道，使精英有序合理地循环，充分发挥草根精英的作用；并把精英治理与基层草根精英、普通职员或其他基层群体充分参与治理结合起来，在同一框架下行动，以持续地实现有效的帕累托改进。

　　再次，要继续推进合理按劳分配、按贡献要素分配的方式，适当提高体力劳动及其他基层人员的贡献要素的价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普遍做法），并更多地辅以收益补偿和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自身利益诉求的管道，扩大中间层面，并遏制高收入者层面的截利行为。总的来看，推动合理按劳分配、按贡献要素分配收益会大大减少管理泡沫的产生。

　　最后，应进一步推动委托代理治理模式的改进。

　　在现代的组织管理中，委托代理模式很普遍，产生的管理泡沫也较多。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将管理者的收益与组织的利益和风险捆绑起来，从制度的设计上约束其不合理的逐利行为和激励其为组织的利益尽力工作。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样的思路很值得借鉴；另一方面，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等种种原因，现实的很多组织很难做到这一点来有效约束管理者或管理层的不合理行为。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诸如国美电器争夺控制权的现象出现。当然，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组织治理还有很多改进的余地，还有很多方式方法或制度设计值得去探讨。如，改进风险与收益的捆绑方式、责任认定和承担方式，通过这些方面的改进来有效消除管理中的泡沫。

管理“去泡沫化”与公众信心“储备”

　　公众信心可以储备吗？问题的逻辑在哪里？如果可以储备，怎么储备？

　　首先，基于时代的“理性”——即时代不会犯错，我们认为公众的信心是可以“储备”起来的。其逻辑是，通过研发一些财政金融工具及其他政策工具，在维系公众信心与信任水平中立的同时，“储备”一些将来可以释放出来的，能有效干预和修正公众心理预期的资源。需要时，可以把“储备”起来的“公众信心”（各类储备资源）通过各类政策工具释放出来，以干预和修正公众的信心预期。从技术上讲，这些应该可以做到。例如，对能源等资源的依赖性常常可以导致较大的经济起伏和公众消费信心的波动，通过一些资源的安全储备、期货市场等，可以有效抚平这些波动。

　　其次，为有效减少公众对未来的担忧，增强公众的消费能力和对未来的信心，增强公众对各类风险的免疫力和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从而能有效地提振经济，应谨慎且合理地“储备”特定的公众“信心”。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在有需要的危机时刻前，适时向“信心枯竭”的社会注入这股有力的“信心”。姑且称之为蓄水——灌水法。那么，公众信心应该如何储备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储备工具（可以称之为公众信心干扰和修正工具）的设计和储备资源或储备媒介的选择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公众信心自然就可以储备了。

　　在这里提出一些观点以供参考，这些工具包括信心泡沫的修正工具、信心过滤工具、负信心降解工具和信心恢复工具的组合。

　　信心泡沫的修正工具，亦即信心非正常膨胀遏制工具，实质就是去泡沫化。所谓信心过滤工具，首先，在为精英们“创造”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储备和释放信心时，要及时切断、阻隔、转移有害信息的传播，尤其是信心崩溃方面的信息传递要果断切断，及时澄清谣言和实时披露真实信息，并积极进行各类打假行动（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特别是奶制品安全事件对公众消费信心的冲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次，政府还要预设能及时遏制国外资本，特别是投机资金干扰的预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能有力支持这一点）。如果把公众信心中的悲观预期称为负信心，那么，所谓负信心降解工具，类似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降解酶一样。如，政府应有防止公众恐慌地抛售股票、挤兑以及囤积商品的预案；应该有媒体的积极宣传和社会动员预案。而我们所指的信心恢复工具，则更多地表现为资源的释放。资源可以选择一些硬通货或黄金等稀有金属。

　　信心恢复工具有：国家经济风险及公信储备金、企业的社会责任准备金、低收入群体救济储备金、合理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当然，我们所提出的所谓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很多国家都已经在采用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明文 李辉 单位：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