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长期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式和手段。相应地，实验室就是容纳实验设备和材料、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以及进行科研和教学组织的场所。近年来，随着文科实验室越来越多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对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实验室”这种新的科研教学机构进行意义探究和任务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外国际关系实验室建立初衷的比较

　　在国外文科中出现的“实验室”（lab） 最初与研究之间关系不大，是容纳计算机设备和提供一些简单学习指导的场所，也就是我国学校早期的“计算机房”。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外的研究型实验室大约始于21世纪初，直接受到当时社会科学中两大变革的驱动。第一个变革是“数据革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精力和物力越来越多地从文献阅读和理论思辨转移到了围绕数据展开的工作。第二个变革是“信度革命”。社会科学将作为因果研究黄金标准的实验思想、方法和标准引入，大幅度提高对实证证据的信度要求。两大变革不仅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研究程序和组织方式上也要求进行转型。研究者们开始尝试数据密集型研究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需要的投入远远超出传统文科研究，要求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和可重复使用的计算或实验平台。为满足这些需求，研究者们合力进行资金筹措和争取学校在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建立实验室并将其逐渐扩大以展开更大规模的研究。

　　相对国外而言，我国的社会科学受到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的影响时间较晚、程度较浅。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学科建设，在我国具有顶层设计和革新性、前瞻性、引领性的特征。这显著区别于国际上相关学科的发展，后者主要由分散产生的微观层面现实需求来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关系实验室则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抓住这些变革带来的机遇以推动学科发展。

　　国际关系实验室建立的意义

　　实验室的建设是对实证工作在研究中重要性和投入比重的强调。“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两大变革都凸显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创新性和挑战性。实证是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工作价值的重要体现，研究工作围绕证据的主张、搜集、甄别和解读展开。国际关系传统研究把重心放在论点的构建和论证的写作上，对于实证的理解和投入都相对薄弱。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让团队分工合作成为必须，研究流程、工作量、人员数量和专业涵盖等方面都不再能够由学者独立承担或胜任。

　　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要求打破社会科学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分离的传统，要求将基础理论、实证分析以及实际应用深度结合，建立共享的资源平台。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之间需要进行经常性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以便实现研究资源的互补互通，从而建立起稳定而具有扩展性的资源平台。传统上文科研究依靠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高度通用的资料性平台，但大量处理数据和开展实验所需平台不再仅限于文字性的资料库，还需围绕特定研究议程进行建设和积累，建立包含人员、数据、计算、实验和训练的综合平台。实验室为此提供了有形的物理空间、日常互动场所、学术社群和共建共享平台的必要基础。

　　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还让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割。以教室为主要场所的教学不再能够适应对新思维、新技能的训练要求。未来知识和技能的迭代更新会持续加快，要求通过更加灵活和快速反应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实验室因此成为不可或缺和日益重要的教学场所和人才孵化器。实验室一方面承载了这些教学和培养工作，另一方面也通过教学培训来建立和充实研究团队，激发青年学子的创新激情，培养他们的职业精神，从而影响和塑造学科的未来。

　　建立国际关系实验室不仅是对研究空间和组织方式的一种新规划，更重要的是将新观念和新标准引入学科发展中。近年来，文理交叉是覆盖各个学科领域的学科发展战略，尤其对于文科而言，更是学科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空间。促进文理交叉的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需要有一种通用而共享的组织方式来进行学科联结。“实验室”是这种方式的理想命名。这个命名创造了文理共同的语境，在长期分割的学科之间建立某种心态和认知上的纽带。同时，“实验室”这种组织方式进入文科，也赋予了文科在传统上较为薄弱的两点内容：一是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精神，二是以实证工作推动学术研究。以国际关系为例，传统研究更看重观点的“深刻”而非“创新”、论证的“全面”而非“可证伪”，缺乏对科研中犯错风险的估计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承认和包容。而“实验”一词带着探索和检验的色彩，同时也表达出承认并愿意付出包含失败在内的创新代价。

　　国际关系实验室建设的任务

　　数据革命对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影响尚仅触及学科表面，信度革命尚未到来。相对于当前的现实需求，国际关系实验室的建设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变革性和引领性。建设实验室的重点在“人”而不在“物”，尤其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式的范式转化上投入最大精力，引导数据革命走上可持续创新的轨道，同时将信度革命带入国际关系领域，一方面扩展学科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提高学术的严谨性和可信度。

　　我们当前尤其需要避免的一个建设误区就是对国外实验室进行简单效仿，过度追求物质维度上的“追赶”而忽视在研究理念、学术精神和创新前景方面进行开拓和形塑。实验室如果过度追求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从长期来看会与实验室的学科建设使命背道而驰。如盲目建设有形的平台资源、拉大摊子，就会造成资源错配；急于提供如数据库等“学术公共产品”，实际却产生不少无人问津的“死数据库”，不仅浪费资源而且有损实验室的声誉；过度且重复性提供基础编程和数据分析的碎片化和短期化培训，就会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学术训练产生挤出效应等。

　　以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以下简称“北大风险实验室”）为例，其强调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学术社群，避免成为简单追求“绩效”的研究组织。北大风险实验室以研究主题而非手段来命名实验室，致力于以实际和重大国际关系问题驱动研究创新，渐进性、积累性地推动数据、计算、团队和培训等平台建设。风险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和可计量性质、与复杂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作为政治建构之物和全球治理对象，以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研究，能够充分受益于数据革命和信度革命带来的思想和方法。尤其是风险决策模拟和风险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能够很好地推动“信度革命”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

　　北大风险实验室当前的工作重心在“人”，致力于汇聚志同道合的学者和各界人士，研究全球化风险及其政治原因和后果。我国国际关系实验室不仅要成为思想、才华和技能的汇聚之地，更要产生一个个相互交流的创新性学术社群，让在科学精神指引下、在社会使命驱动下的学者找到彼此，开创共同的学术道路和事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