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理论研究是连接国际关系宏观理论、中层理论、微观理论的重要桥梁，避免战争、缔造和平是安全困境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西方关于安全困境的研究现状

　　关于安全困境的起源问题，西方学术界尝试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关于如何缓解安全困境，则构成了理论范式争论的焦点之一。现实主义强调体系结构因素，认为极的特定数量有利于缓解体系层面的安全困境，如单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多极稳定论。自由主义偏重体系进程因素，提出相互依赖和平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制度合作论。建构主义与哥本哈根学派则强调“言语行为”和“主体间性”对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影响。

　　就安全困境的前景来看，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不是稀缺的，适度的权力克制有助于安全最大化，国家普遍寻求维持现状而非修正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具有稀缺性，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认为国家在成为体系霸主之前更偏好修正主义。自由主义认为包括军控等领域的国际制度所产生的多轮次博弈的报偿结构，会让国家更倾向于合作。科学行为主义与英国学派都是基于地区主义视角提出安全复合体的前景。建构主义则突出了康德文化的理想图景。

　　安全困境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再定义

　　冷战结束后，随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交织，安全目标过多且轻重缓急不明，可能使决策者为了寻求绝对安全而做出错误选择，出现战略资源透支与安全环境恶化。在此背景下，国家应寻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保护安全研究的理论内核、避免泛安全化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为了避免泛安全化的认知惯性带来战争或危机等负面影响，我们应对安全困境进行议题领域的规范与时空维度下的再定义。

　　第一，议题领域维度。准确把握安全困境的大战略议题，即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崛起国之间是否可以克服“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等问题。在把握安全困境大战略议题的同时，也需关注其与子议题之间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备—安全困境，围绕地缘政治或武器技术革命有关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问题。二是贸易—安全困境，贸易相互依赖对安全困境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认为一定有助于和平或战争，应结合前景理论，权衡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三是联盟—安全困境，包括一个不结盟国家面临一个结盟盛行的国际体系的安全风险，以及选择结盟以后所面临的“被牵连”与“被抛弃”风险。四是攻防战略层面的安全困境，如将对手地缘政治上的防御性战略误判为进攻性战略。五是对内与对外安全困境的矛盾性，即武力系统的战斗力与政治控制的有效性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六是技术层面的安全困境，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一直面临如何获取技术先行者优势，以及怎样应对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的挑战。核武器、反卫星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等技术变量对战略的冲击，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攻防平衡呈动态变化趋势。

　　第二，空间维度。对安全困境的分析不宜陷入空间均质化思考，应权衡权力中心的地理分布、不同地缘空间属性的差异性、国家寻求安全边界大于边界安全的地理范围诉求等。同时，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也可以与安全困境理论的相对普适性进行有机结合，如考察中东地区、东亚地区、欧洲地区的安全困境有何异同点。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安全困境在地缘空间演进，常常呈现出战略惯性特征。例如，战略惯性可能让更享受安全盈余、更少受到安全困境影响的海洋侧翼国家陷入战略透支风险与战略上的过度扩张。虽然陆海复合型国家通常容易陷入体系中心位置而面临两线作战风险，这让它为了寻求缓冲地带可能陷入与他国激烈的安全困境，但也可能因为地缘政治风险较大而选择战略克制。相反，虽然位居体系侧翼的海洋国家不易陷入两线作战，具备离岸平衡手的地缘优势，但也可能因为体系制衡压力不足而陷入反向的过度扩张，将地理上的侧翼国家身份变为战略上的体系中心国家。

　　第三，时间维度。安全困境可在时机、时序、时长、时刻等方面深入扩展。同样的风险或战略目标，选择较长的时间与较短的时间来兑现，对于一国抗风险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大国崛起如果放缓速率可能降低安全困境的严重性。关键历史节点或重要事件所发生的时刻，也会成为国家评估安全困境挑战的重要标准。

　　因此，研究者需强化对历史案例中所映射的安全困境进行过程追踪，从历史中汲取因果机制。同时，对安全困境的研究也可参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综合线性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等视角进行综合性研究。

　　第四，观念维度。国家遵循的战略动机通常是混合的而非单一的，这意味着追求绝对安全还是相对安全的理论命题未必非此即彼，一国可能同时追求这两种安全利益。有观点认为安全需要恶意的缺乏才能存在，但国家的恶意可能不是针对所有国家，或者说一个国家可能在同一时期同时采取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种战略逻辑。

　　一定程度上，不确定性诱发的恐惧起到了连接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中介作用。一些研究认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这忽略了不同类型的战略关系也会对不确定性的影响产生重要干预。例如，当两国非敌非友时，适度的不确定性或战略模糊反而可以避免双方冲突的升级；当两国化友为敌或竞争关系持续恶化时，较高的确定性反而会招致安全困境烈度的增加。此外，还有一些观念层面的安全困境议题有待深挖。

　　中国视角下的安全困境理论创新

　　超越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实际，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创新，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也符合中国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需要。

　　在安全困境理论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需要对安全困境进行议题领域的规范与时空维度下的再定义，而且可以就战略议题、空间、时间、观念等维度进行交互作用的系统效应分析。基于霸权国与崛起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截然不同这一事实，研究者可以增加对崛起国与霸权国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差异性的关注。结合安全困境的理论与历史，可从历史教义中探究崛起国是如何遵循目标—能力匹配与战略审慎原则的。

　　目前，在安全困境研究领域，成果多集中于政策应用或现实案例研究，理论创新和历史案例梳理尚待进一步扩充。研究安全困境不应只从宏观层面入手，更应聚焦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同时，还应与地缘政治、大战略等领域进行更多的理论对话，结合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传统，对中西方应对安全困境的异同进行比较。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