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激起了政治学学者的浓厚兴趣。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涉及的知识领域繁多。有学者发现，相对于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政治学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的探讨是最广泛和深入的。这一现象也说明，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相互结合具有良好的基础，二者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普遍性理论与特定性情境 

　　政治学学者常注重解释性研究，致力于理论构建，试图发展简洁且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框架。他们注重“使用”地区或具体国家的相关知识，经常在比较的视野下，审视不同区域与国家的经验，将之视为证据或数据的来源，服务于理论构建与检验的需要。而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注重“积累”和“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即便在研究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政治问题时，区域国别研究者往往更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性，甚至一些学者主张限制理论的使用范围，抵触脱离地区与国别情境的理论构建。

　　这样的差异也造成了两个学科的分野。站在区域国别学学者的视角来看，政治学学者缺少对特定地区与国家的真正兴趣，其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和选择，往往受政策导向、研究潮流的影响，或者根据研究问题和理论的需要，选择分析对象。此外，很多政治学学者并不掌握当地语言，缺少对特定地区与国家的长期跟踪，缺乏田野调研经验。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政治学学者存在对事实的错误阐述，部分研究甚至“削足适履”——为了使理论框架获得支撑，一些学者选择忽视或扭曲经验证据。

　　站在政治学学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缺少理论和研究问题的引导，知识积累的过程是非常缓慢且缺乏意义的，在信息过剩的今天尤其如此。此外，一些区域国别研究无法在理论或政策需要的层面明确其研究意义，有的研究缺少严谨的设计和科学方法的应用，这也使研究本身的评判标准变得更加模糊。这些问题不仅加大了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对话的难度，即便是在学科内部，学术对话也将变得十分困难。比如，一项关于泰国的研究能为研究其他国家的学者带来怎样的启发？这也提醒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要提出具有一定可推广性的概念或理论。

　　现实促使学科转型 

　　冷战时期是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大发展的“黄金年代”。大国竞争的需要，推动美国政府与不同基金会对区域国别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并在一些学术机构创建了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小语种人才。

　　尽管如此，冷战结束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功能性下降，美国政府与各大基金会的资助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资源投入的减少进一步导致人才的流失，一些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招收到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与学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不断发展的行为主义革命，进一步加大了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分歧。一些有学科背景的美国学者激烈地批评区域国别研究，认为其一味强调研究对象“例外论”，缺少理论思考以及对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甚至有人讽刺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像“照相机”，而非“思想家”。

　　全球化浪潮也给区域国别研究造成了冲击。田野调研是区域国别研究者的长项，但英语和互联网的普及，不仅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极大地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这削弱了区域国别专家相对于其他学科研究人员的优势，也对“有价值的田野调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使主权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增加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共性。比如，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同时冲击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能迅速被其他国家模仿。当然，这些变化并不说明区域国别研究“过时了”，而是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研究者需要更多地运用比较的视角，或者站在更高的分析层次上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

　　跨学科融合的可能性 

　　在批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时候，政治学学者也需要反思自身的不足。无论是比较政治还是国际关系研究，都强调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变化”，许多研究正是基于因变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变化来提出问题。尽管如此，由于过度关注欧美却忽略了其他地区与国家的经验，一些西方政治学理论恰恰缺乏足够的“变化”，或者说缺乏跨度更大的比较。这不仅让人怀疑理论的解释力，也让人有理由质疑，一些主流政治学理论是否仅仅是“欧洲区域国别研究”或“北美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

　　因此，如果政治学能够与区域国别学实现程度更深的结合，不仅能够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也将为理论创新开拓更为宽广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已经有过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查尔斯·蒂利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主要是基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构建，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所谓的“强制密集型”国家形成，仅做了简要的探讨。而此后，玛丽·P.卡拉汉在借鉴蒂利理论的同时，也在缅甸开展了深入的访谈和档案研究。卡拉汉的研究展示了战争在缅甸国家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丰富了蒂利“战争造就国家”理论的内涵。另一案例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中，所阐述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问题，其早年研究印尼的经历，加深了安德森对殖民地精英的了解，启发他提出了“受阻的朝圣”等概念，同时也为他的论证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证据。

　　值得强调的是，区域国别学学者强调的“特性”，与政治学学者强调的“普遍适用性”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比如，一些政治学定量研究的成果如果能得到区域国别学学者的重视，后者将得以更准确地界定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比如，族群冲突升级理论认为，跨境族群的存在将增加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得到了大样本定量分析的验证。然而，东南亚存在着大量跨境族群，东盟成立后，其成员国却实现了“长和平”。由此可见，地区经验有助于修正政治学的已有理论，观察异常案例并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这本身就是理论构建的重要通道。不仅如此，对特定国家与地区的深入分析，还有助于厘清复杂的因果链条，弥补相关性分析的理论缺陷。而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有了政治学研究的支撑，研究对象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共性，及其自身的特性都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比如，在族群冲突的问题上，已有的理论就没能充分重视地区规范（尤其是东盟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区域国别学是“跨学科”而非“无学科”的，只有更紧密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区域国别学才能避免缺乏研究意义、缺少理论反思的陷阱，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也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