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查希拉在印度尼西亚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2023年07月20日 08: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20日第2695期 作者:宋秀琚

  在印度尼西亚,潘查希拉(Pancasila)意即“建国五项基础”,是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支柱。1959年,苏加诺总统颁布“潘查希拉总统令”,宣布潘查希拉是国家唯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1985年,印尼人民代表会议(国会)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潘查希拉为印尼所有社会组织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1998年印尼开启民主化进程,在外来多元化思潮冲击下,继任总统们都坚守了潘查希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2017年,佐科总统将每年6月1日定为潘查希拉纪念日,并成立“潘查希拉意识形态发展总统办公室”,2018年将之升级为常设非部级政府机构“潘查希拉意识形态发展局”(BPIP)。至此,印尼完成了潘查希拉思想的制度化、社会化和主流化工作。潘查希拉的内容包括至高无上的神道主义原则、公正和文明的人道主义原则、团结统一的民族原则、协商和代表制下以明智决策为导向的民主原则、全印尼人民的社会公正原则,五项内容之下又细化为36条具体规定。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潘查希拉构建了从目标、条件到制度构想的国家政治框架,其内涵与时俱进。潘查希拉及其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既作为目标,又作为系统性因素和国内资源,影响甚至决定着印尼的对外交往。印尼坚持潘查希拉思想,其对外交往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潘查希拉对印尼对外交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共同体”意识

  广义而言,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际机制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是潘查希拉的灵魂,苏加诺等建国者们以之为旗帜,将多元化的印尼整合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语言”的共同体(即单一制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印尼正确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将对内的“个体—国家/民族”观外化为对外的“国家—国际共同体”观,坚信各国应平等交流、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维护共同体的团结、统一和利益,以及国家要奉献于共同体利益等。印尼独立后,秉持印尼是全人类的一部分的理念,一方面寻求加入各种国际机制,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争取外部支持,获得国际承认;另一方面借助共同体资源解决自身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问题。

  “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印尼对外交往史。印尼独立之初,“共同体”意识相继推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际会议和机制,既以共同体力量抵制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伸张国际公平、正义,又解决了自身面临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问题。印尼或主导或参与了各层次、各领域的国际和区域机制,对推动全球化和区域主义发展、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弥合国际分裂、维护多边主义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印尼对共同体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共同体是印尼对外交往的目标和路径。作为目标,印尼的“共同体”意识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有助于发现多样化国家间的共同点,并以此将其凝聚为和谐共生的共同体;作为路径,印尼将共同体视作解决自身问题、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平台。

  “协商一致”规则

  “协商一致”是潘查希拉的处事规则,是和平过程与目标的统一。在对外交往中,协商一致摒弃武力,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的和平协商;在共同体中,协商一致坚持在“不反对”规则下做出最终决策。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一致并非指全体统一的一致,而是指多数同意、少数不反对的一致。

  印尼在双边、区域和国际事务中遵循协商一致规则。万隆会议的成功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结晶;在不结盟运动、东盟外交和国际机制中,印尼坚持协商一致处理国际事务,树立了爱好和平、善于化解冲突的国际形象。进入21世纪,印尼发展全方位务实外交,其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和执行风格日益为国际机制所接受,成为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和共同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印尼坚持协商一致,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印尼的积极践行下,协商一致成为“东盟方式”和“亚洲方式”的核心理念,两者都强调通过磋商和对话等非正式方式化解分歧、促进合作。二是印尼主动扮演“协调者”角色并发挥“桥梁”作用。在主导解决区域内冲突等危机上,印尼致力于协调东盟各国及域外相关国家的立场,努力以和平方式化解危机;在区域外,印尼反对在朝核、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法,力主协商一致解决问题。协商一致是“软性”规则,排除了武力强制、正式会议压制和票决多数决定的“硬性”做法,照顾到各个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为解决国际纷争争取了和平空间。

  “独立和积极”外交

  “独立和积极”是潘查希拉的处世态度。潘查希拉外交要求印尼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独立自主,又要积极作为。独立就是不选边站,以是否符合潘查希拉世界观、价值观来判断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坚决维护国家决策和国际行动的独立性;所谓积极,就是印尼在国际问题上不逃避、不消极应付、不被动作为,而是主动出击,寻求积极参与解决问题。

  在冷战时期,印尼“独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是中立政策,而是一项既不与超级大国结盟,也不让本国受任何军事条约约束的政策。在独立之初,印尼为避免在两极格局中选边站,被动卷入冲突,提出“在两个礁石之间划船”的国际立场。进入21世纪后,印尼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恢复了正常关系。时任总统苏西洛提出,印尼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以此表明印尼独立自主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应对各种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佐科总统进一步拓展了印尼的国际空间,一方面推动经济外交大发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另一方面则提高印尼的全球参与度,在对外经贸合作、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上建树颇多,并以“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开拓海洋外交。独立积极的外交政策给印尼带来了切实利益:一是避免了国家分崩离析,国家完整统一得到维护;二是印尼逐渐成长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力量,是值得信赖的国际伙伴。

  潘查希拉是和平意识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也正是中国和印尼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为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中印尼学界应加强对两大理念的比较研究,找出交汇点,更好实现两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交往思想的交流与对接。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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