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晴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一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一改之前新疆文物多由国外图书馆与博物馆收藏并由国外学者研究的状况,“中国对古代西域、古代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再认识”。在此背景下,国内图书馆、博物馆都“相继增加了于阗语文书的收藏”。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了这批西域文书,据初步统计,其中于阗语文书大约有160件,在国内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于阗语藏品。有了这些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中国学者才能继续在非汉语写本领域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赢得话语权,逐步扭转之前研究相对滞后的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的这批于阗语文书,大致可以分为宗教与世俗两类。宗教类文书由张丽香教授研究出版,成果被收入其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其中,多件于阗语佛经残片都属于《僧伽吒经》的抄本。段晴教授认为这些残片意义重大:《僧伽吒经》的汉译本首先出现在中原,东魏元象元年(538)由月婆首那首译;于阗语译本后来才在于阗出现;而在吉尔吉特(唐代的小勃律)也发现了众多《僧伽吒经》梵语抄本,抄本数量之多,位居吉尔吉特发现的各种佛典之首,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是在627—628年。对这三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语言的《僧伽吒经》进行比较研究,将会对佛教的传播路径、汉地佛教回流西域等重大议题产生新的认识。
相对于宗教类文书,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数量更多,涵盖范围也更广。在这些文书中,有明确纪年的一件标注的是尉迟曜第十一年(777),另外还有一件也提及尉迟曜。文书所涉及的地点主要是杰谢,只有三件文书提到拔伽。经由荣新江教授等学者考察,杰谢已被确定在今新疆丹丹乌里克一带。文欣博士则推测拔伽在今和田老达玛沟一带,包括喀达里克、巴拉瓦斯特、麻札托格拉克以及一些小遗址。文书的主体内容是各种税收:人头税、各种织物、牛、羊皮、芝麻、麻油等,形式则有官方命令、收据等。此外,还有买卖土地契约、办案记录。尽管大多残缺不全,但通过这批文书,也得以窥见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一斑。
首先,从大的时间段来判断,这批世俗文书大部分应当属于安史之乱后尉迟胜入长安勤王、尉迟曜执掌于阗国政时期。其中编号为GXW0398的文书或许反映了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文书中提到:当汉人副使当值时,那时你们没有争执;现在宽仁的天王当值,你们就翻腾出经年旧案。长寿元年(692),唐廷征发内地精兵三万镇守安西四镇,之后有四镇节度使驻守龟兹,而于阗则是四镇节度副使所在,副使亦即于阗镇守军的领导人,多由汉人充任。乾元三年(760),中原板荡,无暇西顾,肃宗授尉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此后尉迟曜一方面代理于阗国王之职,另一方面或可行使“四镇节度副使”的权责。GXW0398号文书可能就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渐撤离西域背景下的产物。孟宪实教授在《唐代于阗的四个历史时期》一文中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后安史之乱时期”,此时“中央原有的物资供应中断”,驻守西域的军队需要就地获取给养,于是与于阗地方的联系大大加强,军镇与地方、军政与行政“进行体制性融合”,反映在文书中就是下达给基层的各种征集粮食、衣物、税钱的命令与收据。这些也是这批于阗语世俗文书的主要内容。
其次,从文书关涉的人物来看,既有此前已经为人熟知的杰谢乡头(后升任萨波)思略,也有新的面孔登场,比较突出的是经常出现的勃延仰。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西域汉语文书中,他是建中三年(782)负责税粮与奉守捉牒贷给百姓的“所由”(GXW0166:2)。于阗语文书中提到勃延仰的有GXW0399(执行有关仓库的税收命令)、GXW0407(交纳羊皮等)、GXW0406(买卖土地)、GXW2049(交纳芝麻)、GXW2059(交纳絁紬)五件,其中GXW0407、GXW0406两件文书里勃延仰都带“乡头”头衔。这两件文书的重大价值就在于确立了除思略以外的另一任杰谢乡头,勃延仰的任期大致在思略前后——有两件文书勃延仰排在思略之后,所以是思略后任的可能性更大。780—790年间,他不仅负责杰谢镇的税粮(主要体现在汉语文书中),而且负责织物、芝麻、麻子、羊皮、税钱等物的征收(主要体现在于阗语文书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H1—17号文书中,勃延仰与思略、梅捺、阿董一起,接受官健吕珎有关征收差科(官府临时设的徭役)的牒文。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GXW0407号文书可能也是勃延仰处理税收时的相关文件。这样,以勃延仰为中心,也可以构建起一个小文书组。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这批于阗语世俗文书中,有些还可以与其他藏品相勾连,形成一个事件的完整序列。段晴教授观察到:上述BH1—17号文书中,汉人吕珎负责在杰谢征收差科,以供应安西镇守军的需求,征收上来的钱、物存放在吕珎那里;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GXW0402号文书是该事件的续集,乡民以人力为抵押,从吕珎那里借钱;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藏文书SIP103.10是一件请愿书,似乎表明杰谢的乡绅对吕珎不信任。要完整地了解这一事件,从而更好地认识8世纪后半叶于阗社会的税收运作,有必要综合考察、释读分散在各地的收藏品。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后来者更当奋发,继续推进对于阗语文书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对西域历史、宗教等方面的探究提供更多的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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