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当我在北京站国际站台登上横穿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时，我对匈牙利的了解少得可怜，只知道几个跟匈牙利有关的人名，比如裴多菲、李斯特、茜茜公主……当时我去匈牙利，只是因为免签，想趁着年轻，看看外面的世界。经过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我终于抵达布达佩斯东站。当我拎着箱子跳下站台的刹那，感觉自己像神话中勇敢的屠龙少年，命运就此彻底改变。
之后，我在匈牙利生活了32年，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献给了文学翻译和写作，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伊姆莱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几十部作品，并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
只有星空的日子
那年我26岁，揣着北京医科大学临床系的毕业文凭、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研究生的学历证书、广安门中医院的中医针灸推拿进修证和一张天厨烹饪学校发的“三级厨师证”，还有一本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记——《渴望生活》。
然而，我在一家诊所只干了不到半年，就遭遇人生第一次重挫：失业，失恋，失去目标，还因匈牙利政府开始恢复签证要求，而使得我身份变“黑”，一夜间跌入无望的深谷。接下来的日子，前行无路，后退无门，生活拮据。好在我跟三位匈牙利大学生合租公寓，跟他们能用英文交流，彼此关系和谐友善。为了能让我交得起房租，室友们想方设法帮我找事做，给人看病、教中文、办讲座等；到了寒暑假，又轮流将我接到各自家中。更幸运的是，我结识了当时在塞格德大学任教的海尔奈·亚诺什先生。
亚诺什是匈牙利文史杂志《2000》的创刊人，还经营画廊和出版社。经他介绍，我结识了东方学家考拉楚恩·伽博尔。亚诺什计划出版伽博尔翻译的《道德经》和《易经》，伽博尔请我用毛笔抄写书中的汉字部分，于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匈牙利语出版物上。后来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亚诺什索性叫我搬到他家，待我如亲人，我则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布展、画海报，还为他编辑的一套乌克兰语教材画过插图，甚至办过太极拳班。我与文学的缘分，也是从他家开始的。
亚诺什家就是个文化沙龙，几乎每晚都聚满了人，主要是塞格德大学的师生和来自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和画家。他们谈文学，讲音乐，议论时事，纵谈世界，在刚结束冷战的匈牙利，精神氛围很像我们经历过的20世纪80年代。我不会匈语，只能察言观色，靠偶然捕捉到的零星单词在肚子里推演，即便一个通宵也听不懂几句，但很受那种氛围的熏陶。
1993年初春，亚诺什家来了一位中年男人，头戴黑呢子礼帽，身穿蓝棉布外套，感觉像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他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被苏珊·桑塔格称为“当代最富哲学性小说家”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在窄长的厨房里，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手里攥着啤酒瓶，交谈时需要侧过身子。拉斯洛坐到我旁边，跟我聊起他的中国之行。1990年他第一次去中国就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匈牙利后，他不仅要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他爱吃中餐、爱听京剧，特别喜欢李白。他说，他读过大作家科斯托拉尼、大诗人沃莱什、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等人翻译的李白诗歌，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中的现代诗人？
我们聊得投机，他当即签名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版的中国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那时候我连匈语字母还认不全。他跟我解释说，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他经蒙古国去中国，为办复杂的过境手续，在乌兰巴托滞留了数日。聊到凌晨，他邀我随他去家中小住，连夜开了200公里的车……那年我29岁，他39岁，他的处女作《撒旦探戈》已出版9年，《仁慈的关系》《抵抗的忧郁》均已问世，当时我俩都不可能想到：20多年后他会获布克国际文学奖，而我会成为他作品的译者。
从那之后，我成了拉斯洛家的常客，就在他家里，我遇到过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写《赫拉巴尔之书》的艾斯特哈兹·彼得和《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贝拉等，现在我成了他们所有人的中国声音，这缘分真可以说是“天注定”。
李白的风景和令人窒息的长句
拉斯洛与我第一次见面，就表示他很希望能跟我一起去一趟中国。1998年5月，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在一家基金会赞助下，我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旅行了一个多月。我俩从北京出发，登泰山，过三峡，马不停蹄地走了近十座城市。沿途我们做了大量采访，对象有诗人、学者、道士、和尚，也有游客和当地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拉斯洛说，他喜欢听李白在诗中谈醉酒、谈月亮、谈分离、谈朋友。“当然，我只能借助于译文揣测，但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当他看到李白也看到过的风景，兴奋地感觉他们正彼此靠近。
在北京，拉斯洛和我一起住在我家。他的心很细，看到我弟弟伟民的吉他弦断了，就叫我带他去乐器行买一副装上，亲手调好；他发现我妈妈床头有一张外公外婆结婚的老照片，便在从美术馆回家的路上特意挑了一个相框买回来；拉斯洛还喜欢逛书店，一边听我翻译书名，一边向我介绍作家作品，他的脑袋就是座图书馆。后来，我帮他整理了14盘录音带，他将这次经历写成一篇散文《只有星空》，自然提到了我，收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一书里。这部书里还有一篇题为《妈妈》的散文，写的正是我母亲。我妈妈很喜欢拉斯洛，跟他用英语聊天，给他讲家族故事和自己的经历。后来拉斯洛又去过两次中国，都是住在我家。
从中国回来，我对拉斯洛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因为有生以来，他是我亲密接触过的第一位作家。说来也巧，亚诺什的出版社刚好再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书从印厂拉出来后，亚诺什顺手给了我一本说：“你也留一本，你朋友的书。”
出于好奇，我当晚就翻着字典读起来。我最先读的是《茹兹的陷阱》，因为拉斯洛的每篇小说从头到尾不分段落，密密麻麻，只有《茹兹的陷阱》分了几个小章节，直觉上稍微能透一点儿气。
那时我的匈语阅读能力还很弱，每读一行都要查几次字典，先查匈英辞典，再查英汉辞典，查好了每个生词之后，还要花更长时间分析长句，搞清结构关系，最后才能弄懂整句的意思。这样读了一页之后，我决定干脆翻译过来。就这样，我逐字逐句地把这篇十几页的小说译成了中文，大约9000字，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拉斯洛的作品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一页不见一个句号，不分段落，刻意营造那股窒息感；不过，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与之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最终感受到理解的快感。过去我从没有过这种阅读体验。
后来我才明白，他这种令人窒息的长句是有意为之，为将读者慢慢拖入沼泽般的世界。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他在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上也不断尝试，如《茹兹的陷阱》中小标题为A→B、B→C、C→D，表现了小说中几个陌生人之间的“跟踪”关系。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生活中的孤独者、悬浮者，是被上帝和社会抛弃之人，他们以跟踪、偷窥、谋杀等荒诞的方式与他者建立某种陌生的依存关系，由此陷入更深的孤独。正如作家本人所表示的，他所有作品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
从那之后，我读匈语小说成瘾，翻译成瘾，去书店专找小说集买，不管作者是哪国人。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陆续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共30多个短篇小说。当时的翻译并不为发表，只是语言练习。
凯尔泰斯在我准备好了时出现
2002年10月，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的人都突然将目光转向了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谁是凯尔泰斯？对于中国出版界来说，这个名字是完全陌生的。这时，我远在北京的母亲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短讯，说由于诺奖效应，国内多家出版社争夺凯尔泰斯作品版权，但很难找到匈语译者。也不知我妈妈动了哪根筋，没跟我商量，就开始给多家出版社打电话，说“我儿子住在布达佩斯，他能翻译”，但对方一听我“弃医从艺”、与匈语毫不沾边的前史，没有人搭理。想来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都相信自己的儿子最聪明。
我的弟弟伟民是出名的鼓手，曾给窦唯、何勇、张楚、小柯等打鼓。有一天演出结束后，伟民跟何勇等去吃夜宵，闲聊中提到老妈最近的反常表现，“每天都跟中了邪似的，没完没了打电话推荐我哥……”何勇热心地搭了一句，说他认识一位女编辑，回头帮着问问。何勇说的女编辑，就是作家出版社的朱燕，她一听有个在布达佩斯的潜在译者，立刻给我写了封邮件，问我能否帮忙联系到凯尔泰斯的作品版权。
说来极巧，当时我在当地华文周报《联合商报》打工，翻译当地新闻，兼做编辑、记者。收到朱燕的邮件，我很快联系到出版凯尔泰斯作品的播种出版社社长，因为社长的丈母娘就是报社办公室的房东，于是找到了负责凯尔泰斯国际版权的德国书商的联系方式。
两天后，朱燕就兴奋地告诉我，她们已跟德国方面联系上了，但上海译文出版社先行一步，已拿下凯尔泰斯三部长篇小说的中文版权，问我能否另外推荐几部。我立即跑到书店，买了凯尔泰斯的九部作品抱回家研究，推荐了《命运无常》《英国旗》《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分别为电影文学、小说集、散文和日记。朱燕大喜，问我能否担纲翻译。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就将之前翻译的三十几篇小说打包发给了朱燕。她很快回信，说我的译文很好，马上跟我签下了这四本书的翻译合同。
接下来是一年半的不眠之夜，我每天都是伏在键盘上度过的，困了趴着打个盹，醒了揉揉眼睛继续敲字。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一次心灵的冒险。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另一颗同在这个世上漂泊的“另一个人”的心灵如此贴近。后来，当我跟客居柏林的凯尔泰斯通上话时，我的第一句就是：“您知道吗？我跟您‘同居’了两年！”
2007年夏天，我与他约好，专程赶到柏林见他，原定一个小时的会面，实际谈了四个多小时。我看到他手抖，知道其患有帕金森病，虽然很想，但还是不忍请他签名。没想到他先把我翻译的《船夫日记》递给我，请我为他留言。我想了想写下：“感谢您，为人类的堕落作证。”的确，凯尔泰斯一生都在作证，用文字作证！14岁，他作为犹太孩子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后写下了代表作《命运无常》，不仅控诉苦难，也记述了人在绝境中求生的挣扎，说“即使在烟囱林立的焚尸炉旁也有过片刻的快乐”；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他在《船夫日记》中这样写道，“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而现在连谎言都不再真实了”；东欧剧变，他在《另一个人》中冷眼旁观，担忧“人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废墟”，拜金主义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没有了高墙的集中营。凯尔泰斯是一位自觉的见证文学大家，坚信自己的写作“对未来有益”……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他还热情地请我喝酒、用餐，临别时紧紧地拥抱着我说：“你知道吗？所有翻译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
做匈牙利当代文学的代言人
跟亚诺什、拉斯洛一样，凯尔泰斯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的获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然，匈牙利文学也托了他的福，若他没有获奖，估计中国读者也不会这么快将目光投向匈牙利文学。
这20年里，继凯尔泰斯之后，十多位匈牙利作家的几十部作品先后被我译成中文，匈牙利文学在中国读者眼中已成为一道风景，我也有幸与多位作家结识并结缘。比如艾斯特哈兹·彼得，大贵族后裔、后现代主义大师，十年前我就翻译了他的《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他著名的家族小说《和谐的天堂》目前正在编辑中；道洛什·久尔吉，冷战历史专家，早年求学于莫斯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赤眉绿林起义，我翻译了他的《1985》，他以准确的预见和多体裁结构续写了奥威尔的《1984》；还有巴尔提斯·阿蒂拉的《宁静海》，写一位身为独裁受害者的母亲如何15年足不出户，监视并控制自己的儿子；苏契·盖佐的诗文集《忧伤坐在树墩上》，表现出诗人政治家的勇气和才情。
近年来，由高兴、朱燕玲主编的“蓝色东欧”系列影响广泛，我在这套书里翻译了女作家萨博·玛格达的《鹿》和先锋作家马利亚什·贝拉的三部曲《垃圾日》《天堂超市》《秘密生活》。近些年，马洛伊·山多尔的作品广受关注，在国内作家圈也引发回响，《烛烬》不仅是帝国时代的挽歌，也是崇高友谊的颂歌，《一个市民的自白》记录了一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过程。不久前，“马洛伊自传三部曲”与读者见面，前两部《考绍岁月》《欧洲苍穹下》恢复了70年前的全本原貌，第三部《我本想沉默》既是个体记忆，更是国家记忆。
2017年4月，我被匈牙利政府授予“匈牙利文化贡献奖”。颁奖词称“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当代匈牙利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一席之地”。我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成为这个美丽小国的伟大文学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文学是有奇迹的，我就是一个见证者。也许在今天，文学已不能像裴多菲时代那样改变世界，但仍可以改变一个人。
（作者系旅匈作家、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