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在国际关系学诞生百年之际，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合著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该著作立意高远，试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现有的历史视野，开启继1919年和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奠基”。无疑，该著作对于锐意创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查亚和布赞在书中阐释的主要观点是，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主要是西方历史经验和政治理论的产物，是在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国际社会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反映了西方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世界观，关注的是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理论已经落后于非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在财富和权力上的差距正在消失的现实，国际关系学科到了“第三次奠基”的时候。阿查亚和布赞在书里提出的问题和阐释的观点考验着每个国际关系学人对这个学科的认知。无论是皓首穷经的资深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读完该书后都会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对其当下的处境和发展前景也会产生新的认识。
该书有许多内容和观点是其他国际关系学著作未曾涉及或着墨不多的领域，对中国学界富有启发意义。第一，两位作者认为20世纪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引领的世界现代性转型的延续，而国际关系学的大部分基础都是在1914年以前奠定的，其涵盖的内容要比1919年创始“神话”涵盖的内容重要得多。中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学发展变化的情况并没有随着一战、二战和冷战的发生而改变。直到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学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才开始被打破。
第二，在阐释19世纪的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两位学者特别强调，在观念方面，现代性革命把传统农业社会的概念基础一扫而空，代之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四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其中“科学”种族主义尤其容易引发读者的关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科学”种族主义成为现代性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与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协同，为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提供辩护，由此产生出了西方所谓的“文明标准”。阿查亚和布赞认为，这四种意识形态仍然支配着国际关系，除了正在形成的环境治理意识形态之外，还没有出现任何一种等量齐观的新意识形态来重塑国际关系。
第三，著作引入了“前理论”（pre-theory）概念，强调“思想的部分不一定是理论，但它们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起点”，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阐释外围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的新渠道。作者认为，虽然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大多始于二战之后，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早在19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分析了非西方世界包含的丰富的国际关系学思想，并将其置于更大的国际关系学演进脉络和发展方向的语境之中。
第四，关于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导地位及其与其他中心国家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凭借强大的财力和物力将国际关系学的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还是保留了自身特色。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系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不仅专注狭隘，把本学科理解为政治领域的一个分支，还极其倾向于使用正式的‘科学’方法。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常并不存在。英国的国际关系学主要来源于历史学、国际法和政治理论，而在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则与社会学有紧密的联系”。
第五，关于开启国际关系学“第三次奠基”的原因，作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国际关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强大的优越感、虚假的普世主义、种族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非西方经验之间的脱节，以及对非西方国家、区域性制度施动性的否认。
当然，该著作也有它的缺憾。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缺憾就是作者对非西方或外围国家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的梳理比较粗线条与简单化。据悉，两位作者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续篇”《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可能会对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的思想遗产有更为深入的阐释。
该著作对中国学界提出了三个绕不开的问题。首先，中国学者是否接受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奠定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转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以中心视角解读世界的结果是“中心支配外围”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说法。其次，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否能够成立。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轨道”上思考和探究国际关系问题，当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纳入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中时，面对一个更为久远和宽广的时空转换，人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历史知识才能适应抑或抵制这一过程。最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如何面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阿查亚和布赞认为，中国在恢复西方和“他者”之间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平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和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前沿位置上。无疑，这是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挑战。以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从国际关系学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转换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中国故事以及中国人讲述的世界故事，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