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转型，如何创造性地供给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是考察中国外交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整体上，国际公共产品的创新供给能力包含三大维度：物质资源投入的硬能力、叙事话语塑造的软能力以及整合协作的创造性能力。物质实力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硬能力，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效，而且直接关系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软能力是全球治理能力的核心，以话语叙事与理念倡导增加行动合法性；而创造性能力则可以将硬能力与软能力巧妙联系起来。

　　中国角色定位与供给投入顺序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不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也进而影响着世界。同时，在全球治理中硬能力发挥的不充分、软硬能力的不平衡、主导能力的不足都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物质实力虽然实现了大幅度跃升，但软能力建设滞后于硬能力发展。此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创新与引领能力还有待提升。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延伸和扩展，目前“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传统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明确国际角色定位，方可有针对性地提升外交能力。

　　短期角色：南北关系的联结者。事实上，中国日益具有多重身份属性。这种身份属性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但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种多重身份来协调南北关系，成为沟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从而对世界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

　　中期角色：国际创意的引领者。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所引领的南南合作新浪潮，推进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变迁。目前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是区域性或单一产品，还需增加全球性、开创性的产品类型。

　　长期角色：人类文明的守护者。面向未来，中国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重点在于发挥引领作用。当前的国际公共产品大多由二战后发达国家所创建，这些产品的设计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理念，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倡议创新。因此，发挥新时期大国 “引领性”，需要提出突破现有框架的新理念与新方案。

　　重点供给领域与能力建设

　　发展援助：传递中国经验。首先，推进完善全球援助体制。国际发展体制有实践和执行的诸多项目、遍布全球的“发展办公室”和深入民间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国际民间交往的“毛细血管”，横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推进发展援助机构的设立以及人才培训体系和课程架构的搭建，可帮助中国外交更加立体化。其次，提升中国经验的可操作性。中国国内发展经验和对外援助实践引起全球关注，应整合各领域经验，比如“要致富先修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议程设定、发展经济特区的区域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试验方式等，形成指导对外援助政策制定的“叙事”或“说法”。

　　全球卫生治理：维系人类健康。一方面，支持与强化全球卫生机制建设。全球公共卫生的有效治理反对间歇性、碎片化的治理模式，要求实施科学化、常态化和可持续的治理。中国可以将卫生援助作为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主要形式，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建设紧急救援的预警机制。目前中国对全球卫生的参与质量还有待提高，向国际社会分享的公开数据多为单项疾病数据，缺乏综合性评估；虽然经济社会性指数体系相对完善，但民生发展性指数体系相对缺乏；此外，数据发布缺乏长期连续性和国际视野，权威性不足，全球性数据采集体系和影响力仍待建立。

　　环境保护：补足自身短板。提供国内公共产品可以助力强化全球治理的薄弱环节，促使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效应、全球冰盖融化、物种濒临灭绝等。第一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本质就是向世界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当前，中国增强提供应对气候变化公共产品的能力尤为重要。第二是参与自然灾害与人道主义救援。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应积极给予物质援助、人员派遣、技术支持，特别关注小型岛国的环境风险和脆弱性。

　　此外，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让云数据、量子通信、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金融科技领域也正迅速赶超发达国家，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庞大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未来中国还可以在新技术功能领域的全球标准创新上作出贡献，例如主权数字货币理念创新、电子货币金融规则制定等，新技术领域的统一标准将极大降低创新成本。

　　公共产品供给本质上是作贡献、谋福利，一国供给则全球受益。在拓展治理领域时，要坚持从国家实力出发，与身份定位相称。国际公共产品往往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供给特征。在我国硬能力提升的同时，更需强化叙事的软能力，并探索创造性的介入方式，才能建构新时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比较优势与创新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19ZDA1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