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先生与濂溪学的东亚环流
2022年05月24日 08: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4日第2412期 作者:王晚霞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因其故居前一溪名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其学称为濂溪学,其人公认为道学宗主、理学鼻祖。1241年,周敦颐与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一起获从祀孔庙的殊荣。这标志着周敦颐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中上继孔孟、下启二程的枢纽地位得到官方肯定,之后又在元代获封道国公,为濂溪学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明清两朝通过官修祠墓、优恤后裔,修建濂溪祠堂、书院,编纂文献等多种传播途径,以主体性传播与伴生性传播并行的方式,在皇帝、儒林、民众等多个群体参与下,濂溪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作为13世纪东亚的国际先进思想,濂溪学在1211—1241年(镰仓时代前期)由日僧俊芿、圆尔辨圆等传入日本,在1289年由高丽宰相安珦传入朝鲜半岛,在现今日、韩两国均获受容,但发展面貌迥然不同。

  《爱莲说》与文学镜像

  周敦颐《爱莲说》因选入中学教材而家喻户晓,其实不只是中国,此文在古代东亚知名度一直很高,产生了1000多首与此相关的歌咏诗文。不同境域的这些作品彼此之间、与《爱莲说》之间往往相似,无意间围绕“莲”形成了一种镜像。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境域传播后,产生的类似文学作品的现象,堪称文学镜像。日、韩两国的同题作品,是对作为他者的《爱莲说》的认同,与中国同类题咏一道,成为跨时空的镜像双方。其共性聚于歌咏莲植物之美,归于莲的道德品质——君子人格,以此为理想人生境界形成一种从中国到韩日的莲文化传播流。不同点有二,作品体裁上,韩国有多篇《爱莲说》注、释、解、批、说、赋等长文,中日罕见。数量上,中国作品多不难理解,而韩国传播的时间比中国短两百多年,比日本短近百年,但作品体裁最多,数量仅次于中国。

  诠释进路与价值的差异

  韩国对濂溪学全面吸纳并发展的程度远超日本。众多学者创作了大量注解、评论类著述阐释濂溪学,在理论上更加深入、细密、浩瀚。濂溪学在韩国的诠释焦点和进路,是以《太极图》为抓手发展韩国儒学。周敦颐《太极图》和图说是图说学的典型。所谓图说学,是指一种以图示说、以说解图,图与说桴鼓相应的直观、生动、形象的治学方法。这种方法打开了古代朝鲜学者图说治学的开关,并风行整个朝鲜王朝,对朝鲜朝性理学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太极图》作为元图像,启发了古今朝鲜半岛儒学者以图说治学,创制了大量非艺术图像。古朝鲜的儒林巨擘都绘制了学术图像来表达思想。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类图像有近千幅。考察韩国儒学非艺术图像的进化图谱,会发现《太极图》的简约形象因一次次重现于其中,而作为建基性核心图像成为这类图像之本质,即元图像。与此相对,韩国儒学中的模仿图作为与《太极图》只是异样而非异质的重拾之物,是对濂溪图的否定和渐进地超越。

  二是《太极图》逻辑思想被深度发展。有诸多大儒所绘图像或“本周子之图”,或以《太极图》为蓝本。如权近解释天人关系的总论性图说《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曹植体现太极本体图式的《三才一太极图》《太极与通书表里图》,李滉《第一太极图》等。主图构图的基本层次、逻辑结构、宏观框架与濂溪图差别不大,图体画法略异,只是在或周围、或中间补充了更多文字,自成体系,思想内涵的组合方式有一定创造性,让图式化表达更细致、更具体、更深邃,更能体现理学之精微。对于韩国儒学来说,离开濂溪《太极图》是不可想象的。

  濂溪学在日本的诠释进路体现出接受与批判双线并行的面貌。突出在江户时代,一方面以藤原惺窝、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儒者积极推崇濂溪学,尤其是山崎暗斋创造性地整理了三种周敦颐文献:《周子书》《周书抄略》和《文会笔录·周子部》。另一方面,以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为代表的古义学派,以《太极图说》《通书》为诠释焦点,对濂溪学展开激烈批判。

  古义学派批判濂溪学目的有二,一为张家学。日本自古本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仁斋父子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就必须推开横在日本学术上的宋学,越开宋儒,直接到孔孟那里去找依据,以至于仁斋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仁斋所谓遵古意,当然旨在返本革新。二为切实际。江户时期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批判主静、寡欲、关注内在的濂溪学,树立以动为本、开拓向外的世界观,是日本学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回应。古义学派这种批判最大的价值是大大推进了日本儒学发展进程,缩小了与中国之间的差距。

  濂溪学在韩日遭遇的最显著差异在于诠释方向、层次上全然不同。以儒林高知、官僚士大夫为主要诠释群体的古朝鲜学界,对以《太极图》为核心的形上理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李彦迪和曹汉辅之间展开的无极太极论辩,同李滉与奇大升之间围绕《天命图》展开的四端七情论辩,理论深度远为日本所不及。

  同源异境与文化环流

  实际上,最能代表周敦颐思想的作品,当属《太极图》。结合该图所附说,可知此图以先天之无极为至上,从太极开始,将阴阳、五行、乾坤、万物化生在逻辑上连接起来,实现了先天、后天、万物的贯通。由于解决了人们在理解世界时缺乏理论的难题,《太极图》在日、韩两国受到最为普遍的接纳,从信服《太极图》的宇宙演化模式,到认可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中的枢纽地位,这也是濂溪学在东亚传播的深层原因。

  日本镰仓时期禅僧度会家行、北畠亲房、慈遍等著述中,均采用《太极图》思想来表达宇宙演化甚至是天神七代的衍生逻辑。五山禅林领袖虎关师炼在《元亨释书·释荣西传》中认为在孔子去世千年以后,只有濂溪独擅兴继之美,此观点有力地推动了禅林对濂溪的关注。江户前期大儒林罗山认为其师藤原惺窝在日本接续了道统,可谓是日本的周濂溪。

  濂溪学在东亚的传播,整体上体现出同源异境与文化环流的特点。在某地产生的文化,传播到各方面差异较大的异域后,与新环境结合而孕育出既具母国特征,又切实反映了新环境现实的文化变迁样态,或可认为是同源异境文化。文化由中心向周边发展,再由周边回向中心的环流现象,是为文化环流。

  同源异境强调文化之地域性,偏静态,重在归属;文化环流,强调文化传播之互动性,偏动态,重在过程。东亚濂溪学以中国为同源,传播到韩日异境而产生各国濂溪学,之后再以不同形式流播到他国。古朝鲜直接从中国引入濂溪学,今日中韩交流主要是围绕黄海,以及北边陆地接壤地带,传播渠道较为清楚。日本的情况相对多元,文化中所具有的南方文化特质主要是围绕日本海、北太平洋和黄海传入的中国官方思想文化,濂溪学应是通过环海交流传入。其北方文化性质,主要是从陆地传入的中国北方民间文化,也受到古朝鲜影响。日韩交流主要围绕朝鲜海峡和日本海,壬辰之乱期间,日本从古朝鲜挟持去了大量儒学家和汉籍,是此后濂溪学在日本大范围传播的重要条件。这种状况到明治后期基本发生了颠倒,日本的学术、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尤其以日本翻译家西周使用汉字创制的、用法全新的学术语言为典型。据沈国威教授研究,目前中韩学界通用的这类词汇大概有1600多个。其中“哲学”一词,西周最早将philosophy翻译为“希哲学”,进而又以“希贤学”来解释,正是使用周敦颐《通书》中的内容。

  综上,濂溪学其实是由东亚三国历代诠释史料构成的开放性多元体系。古今朝鲜半岛和日本内部学术很难自足性地构成,学习他国先进学术体现了开放性,发展不同侧面体现了多元性,离开他国,则自身主体性很难确认,这与日、韩对自身思想独立的追求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古朝鲜儒林深化濂溪学形上理论的图说论辩,日本古义学派反思濂溪学的对抗式论述,都是学者自觉推动的思想运动。濂溪学在东亚三国事实上存在着跨越不同时空、维度的联动效应,在每两国之间都存在双向多线沟通、互为动力支援的形态,参与塑造了东亚人共同认可的亚洲价值观,体现了学术融合发展的活泼生机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丰富实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濂溪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负责人、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编审)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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