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是指辑录各种典籍资料，分门别类以便检寻征引，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古代类书既是传统中国独具范式的典籍，也是中华民族丰富文化的结晶。从魏晋六朝直至明清近世，历代类书的编纂绵延不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和历久弥新的修撰传统，同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御览”到“备览”

　　中国类书的发展脉络可概括为两条主线，首先是官修类书的传统。官修类书历代迤逦不绝，据其修纂时代分析，又可归结为今人喜闻乐道的文化图景：政治昌明的时代更易推动重大文化工程的构想和完成，简言之即“盛世修典”。乾隆三十九年圣谕开篇称“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正可用以比方。“盛世”所修之“典”，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正史，一即类书。

　　与其说“盛世修典”，不如说“易代修典”。历代官修类书之尤卓荦者，如《艺文类聚》由唐高祖下令编修，《太平御览》为宋太宗诏旨编纂，《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成祖登基不久，《古今图书集成》始纂于清康熙后期等，均编成于开国之初。如果说修史书是为了总结前朝故事以为鉴戒的话，那么修类书则根植于文献困厄与政府典藏的传统。每当易代之际，传世文献通常遭罹大规模的焚毁之厄，新朝廷每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典籍，作为构建新朝文化方略的思想资源和文献基础。时代更迭带来的图书之厄，是政府修典的深层动因，“盛世”则为修典提供了政策和经济保障，官修类书便是其直接体现。

　　在官修类书之外，私修类书也显现出茁壮的生命力。从齐梁时代陶弘景的《学苑》、刘孝标的《类苑》到隋唐时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再到宋代晏殊的《类要》、王应麟的《玉海》，以至于元明以来的《万宝全书》《天中记》《唐类函》等。历代私修类书总量之巨，远在官修类书之上；且与官修类书常受时局左右不同，私修类书可以完全不受政治牵制，体现出编纂者“积学以储宝”的动机，还原了类书作为“汇聚知识的文献载体”的纯粹性。

　　在传统中国的知识世界里，官修类书往往以“御览”为动机，而宋元以降渐次兴起的私修类书和坊刻类书则主要体现为“备览”。从“御览”到“备览”，不仅是类书阅读主体的改变，更反映出知识受众的普及化。

　　类书定型、分立与融合

　　类书的核心性质是分类，《皇览》正式确立了这一体例，因此被后世学者视为“类书之祖”。魏文帝曹丕敕编该书虽有上继《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宏猷，但在著述形式上已发生深刻变化：《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八览、六论与《淮南子》的内、中、外，虽也有类编的雏形，但毕竟不同于以类编排，在思想上虽杂糅百家，却经过重新阐释，力图熔冶众说，自成一家。《皇览》则明确“随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思想内容以综述为主，并不时直接征引典籍，已与后世逐渐定型的资料汇编式类书相去不远。

　　在刘歆《七略》以来传统书目的著录中，《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属于“九流”之杂家，自然居于诸子略。荀勖《中经新簿》则明确归在乙部，亦即子部。由于体例和性质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经新簿》将《皇览》置于丁部，自成一类，不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列。齐梁以来的类书大都述而不作、照录原文，使类书的品格有所下降，于是《隋书·经籍志》将其重新划归子部，附列杂家之后。至于《新唐书·艺文志》，终于正式确立子部类书类的命名和定位。从依附杂家到自成部类，《皇览》及其同系列书在目录著作中的分类衍变，正显现出类书走进典籍前沿并逐渐定型的过程。

　　梁武帝敕编的《华林遍略》传入北方，很快便产生替代品。据唐人丘悦《三国典略》记载，北齐后主采纳阳休之的创意，命祖珽等“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仅历时七个月即编纂而成。虽大举利用前书资材，但在编纂体系上经过重构和改造，不仅体现了北朝文化的特色，而且“萧、颜撰例，诸贤秉笔”，撰例谨严，编排有序，因此后出而转精。《华林遍略》和《修文殿御览》的因承和革新，正式引发类书史南北分立的格局。

　　南北两大类书的流传，《修文殿御览》较《华林遍略》影响为大，传世时间也更久。但在距古较近的隋唐时代，《修文殿御览》不仅没有取代《华林遍略》，而且在隋和唐初，《华林遍略》更受统治者重视，几度成为官修类书编纂的典范和取材的对象。隋炀帝敕命柳顾言、虞绰等编纂的《长洲玉镜》“源本出自《华林遍略》”，欧阳询编《艺文类聚》以《皇览》《遍略》等为基础，再“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此外，以《文思博要》为蓝本编纂的《三教珠英》，连同《文思博要》本身也都是《华林遍略》的后裔。可见唐初官修类书无不深受《华林遍略》之影响，南方类书“一统天下”，北方类书则长期缺席。直到北宋初官修《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代表北方的《修文殿御览》一跃成为主流，统合南方系的《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至此南北分立的鸿沟得以弥合，类书史才真正实现了地域融合。

　　官私合流与体式嬗变

　　北宋官修类书除《太平御览》外，还相继编有《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后世将其合称为“宋四大书”。此后，《天和殿御览》《迩英要览》等官修类书绵延不辍，至于南宋则私修类书异军突起，《四库全书》著录的19种南宋类书均为私修类书，著者有祝穆的《事文类聚》、潘自牧的《记纂渊海》等。此外更衍生出以《事林广记》为代表的通俗日用类书，在元明两代影响深远。直到明成祖敕编《永乐大典》，官修类书才出现继统者，然而只是昙花一现，明代类书史仍主要延续南宋类书的私修传统。

　　明清鼎革之后，康熙尤喜类书，先后敕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子史精华》《骈字类编》，这些大型类书表面看是出于官修，实际承递的却是元明以来私修类书的传统。《佩文韵府》上承《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渊鉴类函》则规仿《唐类函》，均以私修类书为蓝本，从其以康熙书斋名移题类书也昭示出私修传统的痕迹。而同时期陈梦雷在胤祉的资助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继承的又是包罗万有的官修传统。由此可见，官私分明的类书传统主线，至于清代则显现出逐步绾合的趋势。

　　同样是汇聚典籍，类书旨在分门别类、提要勾玄，丛书则设立主题、荟萃群书，宗旨相似而体例有别。与类书相比，丛书的起源较晚。南宋时出现《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综合性丛书，正式确立了这一文献类型。二者区别还在于，类书从产生之初就奠定了官修的传统，此后官修与私修并立，而丛书自始为私家所编，迄未见官方主持修纂。

　　在清乾隆以前，官修典籍的载体形式一直是类书，至于乾隆则以丛书继起变革类书。他在圣谕中抨击《永乐大典》“意在贪多务得，不出类书窠臼，是以踳驳乖离，于体例未能允协”，批评《古今图书集成》“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原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于是诏旨开馆修书，在四库馆臣的共同努力下，《四库全书》遂得以彪炳于世，一举奠定在丛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但从渊源来说，《四库全书》应视为官修类书的变体，体现的仍是官修类书的修撰传统。纵观整个清代的文献编纂，丛书形式开始跃居为主流，类书则退居于下席，这一现象当根源于《四库全书》带来的辐射力。

　　时移物换，学术昌明，日渐丰富的文化典籍需要梳理和总结，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需要检索和利用，类书以分门别类、述而不作的性能，正可肩此重任。于是，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应运而生。

　　作为按现代科学分类体系编纂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既承续了古代官修类书的优良传统，同时旨在超迈前修，根据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来分类，强调纬目的科学性、条理性、实用性，以全新视野系统观照传统典籍，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带来勃勃生机。

　　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虽然受到了百科全书、辞书以及电子检索的技术化冲击和影响，但类书传统并未式微，而是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传统类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尚需系统研讨，类书这一体式仍有待于学者的继续开掘和合理利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