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民族文字记录的民族古籍文献不但数量众多、文字类型多样，而且内容丰富、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省区，也是少数民族传统古籍分布广泛、数量庞大的地区。以云南省为例，彝、白、哈尼、藏、独龙、壮、傣、布依、苗、傈僳、拉祜、纳西、景颇、瑶、佤等少数民族有各自的传统文字。从文字的基本类型来看，既有源于古印度的文字（如金平傣文、傣仂文等），也有利用汉字创制的“类汉字”文字。

　　西南少数民族类汉字文献的特点

　　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在历史上有着长期密切而友好的往来，为了记录和传承本民族的语言，借用汉字字形来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是很正常的。这类文字在民间的叫法有“生字”“土俗字”“土俗文”等，而且不同的民族可能会使用同一种汉字系文字。如壮、毛南、仫佬、布依族所用的方块字实际上均为古壮字一系。其他如苗、瑶、水、侗、京、白等民族的古文字和古壮字的性质相同，即大多数方块字都是形声结构：形旁表义，声旁为“借音汉字”。具体来说，西南少数民族的类汉字古籍文献有以下一些特点。

　　文献历史悠久。唐永淳元年（682）由广西澄州刺史韦敬办撰刻《澄州无虞县 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文通篇大都为汉字，但也有近十个字的写法与当时的通行汉字不合，如“置州占从人无菜色”桑滋耽”等文句均含有当时当地的民间“生造字”。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俗字”条说：“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可见在唐宋时期，方块壮字在广西地区已有着广泛的使用。

　　内容和类别丰富。如广西壮族的类汉字古籍，有多种历史文书和文献典籍，内容涉及宗教经师、碑碣、讼牒、契约、谱牒、信函、记事、祭祀文本、民歌、创世古歌、长诗、戏文唱本、说教诗文等。云南白族以方块白文书写的文献，也至少包括民间的手抄大本曲、吹吹腔、祭文、民歌，以及佛经、元明以来的石刻等。

　　跨境性。越南北部的少数民族岱（Tay）、侬（Nung）族来自我国广西左江流域的壮族“侬人”支系，两三百年前移居越南。岱、侬族使用的方块字被称为“岱喃字”“侬喃字”。越南主体民族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我国广西的京族所用的京语是越南语的变体，接近于越南语的北部方言。越南和我国广西境内的京族自公元10世纪以后，也都通行仿造汉字而成的“字喃”。可以比较的是，泰国的官方语言泰语和我国云南傣族所用的傣语、印度掸邦所用的掸语（Shan）语，均属侗台语族壮泰语支，泰文和傣文也属于同一种字母体系，掸邦也曾使用过与德宏傣文相同的书写系统。

　　类汉字古籍的文字学价值

　　其一，收集正、俗字体，丰富中华民族的汉字字库。西南少数民族的类汉字古籍，与越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人们使用汉字或在汉字基础上创造文字的情形相类，皆可纳入“广义汉字文化圈”。西南少数民族的类汉字文献自唐宋始在民间出现，既然是在汉字基础上的生造字，自然符合汉字的构造规律；又因方块壮字都是民间自造文字，所以也具有俗体文字的性质。如表示“年”义的古壮字（现代壮文写作bi）在各地写法有“悲、比、卑、閉、俾、等，这些壮字中包含的汉字或形似汉字的字形被称为“借音汉字”。

　　其二，考证字形，从而校勘古籍。如表示“夜晚”义的壮字（现代壮文有haemh、hwnz两个近义词）在各地的写法有“恒、恆、亨、汉、含”等，可知用“含、汉、恒、亨”等汉字来表示壮语读音是契合的。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写的《古壮字字典》表“夜晚”的壮字还收录了一个左“夜”右“瓦”的字形。借用汉字“瓦”作声符，显然与壮语读音不合，从字形上推断，应是将声符“亙”（“恆”的省形）误写作“瓦”了。

　　其三，提出了创新的文字构形类型。贵州的方块布依字有一般意义上造字类型，包括形声合体字。如“虫如”表示“老鼠”，罗甸布依语读[nu24]，“如”为借音汉字。会意合体字，如表示“虎”，罗甸布依语读[ku35]。“牛黄”表示“黄牛”，安顺布依语读[tsei31]。另外，还有一类“改体布依字”，即在汉字基础上改变构形后产生的方块字。包括增加偏旁部首，如用布依字表示“水”，贵阳布依语读[zam42]。增减笔画，如用布依字表示“骑”，贵阳布依语读[kui53]，可见右旁“丸”是“九”字上加了一点。改变汉字部件的位置或形体。如用布依字“仚”表示“仙”，这是个汉语借词，贵阳布依语读[si:n24]。再如用布依字“骨本”表示“地”，右旁的“本”是借音汉字“体”的省形，贵阳布依语读[ti53]。

　　类汉字古籍的语音学价值

　　通过深入调查与探讨西南少数民族类汉字的古籍资料，还能印证或解决不少语言学上的问题。

　　其一，完善对汉语语音史的认识。先说上古音，广西地区的京族及越南字喃用“竜望”表示“望”义（越南文trong1），其中“竜”作声符，是“龙（龍）”字的异体。王力先生《汉越语研究》（1948）一文已经指出，越文声母tr-的古音是bl-、tl-、ml-之类的复辅音。反过来看，既然“竜”可以作早期越南语复声母字的声符，说明该字在上古汉语里也应该是个复声母字。再如上文说到古壮字可以表示“年”义、壮语读作bi，说明创造该壮字时，“非”还读b-，正是清儒钱大昕所谓“古无轻唇音”的有力证据。中古音方面，壮族前辈学者韦庆稳《广西壮族的方块文字》（1953）一文曾指出，“方块壮字所借汉字的音读，多为隋唐音读，而不是现代南方官话的音读”。我们曾在多篇论文中，具体说明过古壮字的借音汉字材料对于探讨中古后期的内外转、侯尤入模、果假合流、蟹止合流、宕江合流、臻三化二等音韵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二，类汉字古籍的区域性反映了少数民族或当地汉语方言的信息。用方块白字记录的白族长诗《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普遍用带鼻尾的借音汉字来表示白语里不带鼻尾的音节，如用汉字“刚”或“冈”记白语表“把”义的[ka]，用汉字“冷”记白语表“这”义的，用汉字“坑”记白语表“起”义的。再如用“胰、夷、“走引”“足引”等古壮字形声字分别记录壮语表“脏，污垢”“起来”“上，（水）涨”义且声母都读作[h-]的几个词，可见北方话读零声母的“夷、移、引”等汉字，在广西当地的汉语方言里是读[h-]声母的。

　　其三，古籍中的方块字记录了语音变化的若干细节。贵州扁担山所用的方块布依字，有用汉字“元”记录当地布依语的“家”，读作[za:n1]，用汉字“由”记录布依语“游”[z?藜u11]，用汉字“养”记录布依语“重复”[za?耷24]，这些例子说明扁担山布依语曾经有过z->j-的声母演变。

　　其四，通过将古籍古文字透露的语音信息与现代语言的读音形式相比较，有利于获得词源学方面的正确知识。数词“六”（越南文sau5）在京族及越南的字喃古籍中通常写作，其中“老”为声符。明代《安南译语》的大部分版本用汉字“哨”来记录其语音，而玄览堂本用汉字“包”来记音，“包”“老”韵母固然无别，但声母差别实在很大，不像是可以用来记录同一个字喃的读音。通过比较除越南语标准方言（河内方言）之外的其他南亚语语料，便可知用“包”来记音并非误字，因为越南语的部分方言中，数词“六”可读作[phraw]（会占方言）、[phalw]（丰方言）、[phalu]（他文方言）、[p?藜raw]（卡蓬方言）等。可见在越南语内部，有的方言读音近于汉字的“哨”，还有些方言的读音近于汉字的“包”。这也间接证明，越南字喃、《安南译语》等古籍文献用汉字或类汉字来记录越南语的材料是可信的。

　　西南少数民族及越南等邻近国家所见的各种类汉字古籍文献，是长期以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互动、文字互鉴、文化交流的忠实记录。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全面而认真地研究好这一大宗宝贵材料。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各民族及‘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