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在拉丁美洲研究领域工作了30年的学者。作为一名生于拉美且从拉丁美洲角度出发思考的研究者，我想强调“一对一交流”的重要性。在下文中，我将重点阐述一些关键概念，以探索中拉互学互鉴之路。
发展是共同的任务
2008年，中国在首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中国和拉丁美洲“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2016年，中国在第二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拉丁美洲，发展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思考模式的核心。发展与欠发达、依附以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化等概念存在着内在联系。得益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论文，发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话题。
随着194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成立，发展问题成为整个地区的优先事项。围绕发展问题的思考源于阿根廷和巴西，并且通过这两个国家向其他地区传播。多年来，拉丁美洲的思想孕育了丰富的思维和学术传统，并一直影响至今。这70多年来的历史积淀，是拉美可以与中国进行互学互鉴的真正遗产。
多年前，在拉丁美洲提出的发展、欠发达、依附概念有何特别之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想引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观点，他希望讨论“在特定条件下的思想”。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那些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思想。卡多佐认为，拉丁美洲的一些关于发展的理念是“原创的”。
在拉丁美洲，发展、欠发达和依附概念纠缠在一起。欠发达是资本主义在“形塑”拉丁美洲历史时造成的结果，依附性则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长期历史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历来被视为一个具有西方特点的地区，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将该地区视为其“后院”。
综上，由于历史结构原因，发展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则是发展问题的组成部分。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就模式、道路和政策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相关讨论应考虑到两种文明所共有的原创性。比如，拉丁美洲在发展方面具有“模仿层面的原创性”，而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具有“中国特色”。
开创学术研究新局面
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发展离不开共同的学术研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有以下资源可供利用。
第一，统一性与多元性。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多元统一的思想也是拉丁美洲研究的创始思想，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提出，“我的观点是‘多元性中蕴含着统一性’”。然而，如果不了解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不断改变多元性的话，就无法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元性。弗兰克对拉丁美洲的思想界作出了贡献，其中，他的“不发达的发展”论最为突出。
事实上，多元统一思想中蕴含着互学互鉴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国的多元性是在长期的统一性传统中理解的，那么拉丁美洲的统一性则只能通过理解多元性在各国国情下的具体表现来领会。因此，当前的学术研究应避免在观察拉丁美洲时将其视为多个孤立国家的集合，而是将其视作一个整体。为了找到平衡点，历史比较这一方法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历史问题。我和瓦尔多·安萨尔迪（Waldo Ansaldi）的观点认为，征服美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事实：殖民主义。这一历史事实抹杀了拉丁美洲原住民的文化，并建立了拉丁美洲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的长期形象。在《拉丁美洲：对极致西方的介绍》一书中，阿兰·鲁基埃（Alain Rouquié）总结，“美洲不是亚洲”。因此，在拉丁美洲仍然存在着所谓的“西方和东方”。中国和拉丁美洲如何才能避免被这些现象困扰？联合开展历史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应对新挑战的好方法。
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找到共同点
将拉丁美洲研究制度化为“地区研究”是一种发生在拉丁美洲之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由美国在冷战背景下推动的。现代化理论几乎成为一种政治信条，在此背景下，“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可以直接翻译为“现代/传统二元对立”。不过，拉美研究的制度化同样也是存在于拉丁美洲的一种内部现象，其根源则在于解释拉美“自身”的历史进程这一需求，相关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发布研究成果。显而易见，在为政府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下，拉丁美洲研究发展了起来，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正如上文所述，原创性思维在当时也得到了鼓励。
创造性的联合学术研究应为更密切的对话提供科学且严谨的知识。在此框架下，中国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可以展示各自的时期划分和基本概念。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可以找到共同点，从而促进双方的互学互鉴。
（作者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