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日，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高级研究员马修·卡尔·艾夫斯（Matthew Carl Ives）等人于“对话”网发表文章称，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太阳能和风能的迅猛增长势头会放缓。艾夫斯和同事预测，未来可再生能源有望发展成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球产业，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已取得领先地位。

　　美国落基山研究所与贝索斯地球基金于3月联合发表的报告《X变化：顶峰之争——中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清洁技术竞争》显示，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遥遥领先，过去五年的投资额是美国和欧洲的十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业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其中，太阳能、锂电池和风力涡轮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达到90%、70%和65%。

　　艾夫斯等人表示，尽管《欧洲绿色协议》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近万亿美元投资可能在未来十年缩小欧美在清洁能源部署上的差距，但是不太可能撼动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中国能够加工处理大部分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原材料，并具备了扩大生产以满足增长需求的先进制造能力。以光伏企业通威太阳能为例，该公司的产能足以满足2023年全球太阳能市场10%的需求。此外，中国新建的模块化工厂能够迅速扩产，以应对全球需求的增长，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近年来，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城市纷纷宣布了净零排放目标。艾夫斯等人试图探究政府如何优先制定地方政策，以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艾夫斯认为，正如气候系统中存在可能引发不可控制气候变化的临界点，社会经济体系中也存在能迅速推动脱碳的敏感干预点（SIPs）。这些敏感点通过“激励”（如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实践学习触发正反馈）和“转变”（如英国《气候变化法案》那样根本性地改变系统），使得适度的政策干预能够带来深远的变化和显著成效。

　　在最新的研究中，艾夫斯的团队运用了敏感干预点框架，并结合专家访谈和文献综述，识别出在城市层面具有高影响力、可行性、持久性且风险低的政策干预措施。艾夫斯及其团队调研了北京和香港的监管机构、学者、业界和环保组织的意见，总结了中国城市快速脱碳的经验和智慧。他们发现，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倾向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并将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和加速交通电气化视为城市层面的高优先战略。一位受访者表示，在北京和香港这两个城市，脱碳政策的选择受到国家议程一致性、经济成本、实施便利性和共同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艾夫斯等人的过往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和交通电气化被评为“激励型”敏感干预点，主要因为它们具有高学习率。所谓高学习率是指，随着生产量的增加，社会在技术和生产过程中的经验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成本降低，需求随之上升。这一理论在北京和香港的案例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对于中国的决策者而言，可再生能源和交通电气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成本低、可行性高、风险相对较低，并且能够快速持续地减少碳排放。这些特性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力量。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