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即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其核心目标是传达准确的信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然而，公众对科学知识传播普及的需求却产生于公众对科学信任度下降的背景下，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扩大了错误和虚假信息扩散，这些因素导致公众和科学之间出现了分裂和误解。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传播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关键的科学信息，并使其具有实际意义。他们需要在传递真实、准确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对抗虚假信息泛滥，避免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和冲突等挑战。这就要求科学传播者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科学知识，还要具备沟通技巧和敏感性，以建立公众的信任并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围绕当前科学传播的重要性、挑战、有效策略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教授迈克尔·琼斯（Michael D. Jones）、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史蒂文·库克（Steven Cooke）和丹麦罗斯基勒大学传播与艺术系博士后塞巴斯蒂安·约恩·霍尔曼（Sebastian Jon Holmen）。

　　科学传播至关重要

　　过去科学传播主要依赖教师、专业科学作家以及记者等，他们擅长将复杂的科学概念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易于公众理解的形式。如今，学者与外界交流的平台不仅只有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他们还可以在许多媒体平台上与公众进行科学交流，因此科学传播成为每位学者都触手可及的工作。

　　从受众者的角度来看，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从未如此迫切。库克告诉本报记者，科学传播对于确保公众和决策者认识和了解许多问题及其最新进展和支撑证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背景下，科学传播能帮助人们理解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前沿技术、人类健康等重要议题。

　　霍尔曼认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传播的重要性。首先，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可以使公众对科学有更多的了解，在一个充斥着错误信息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其次，科学传播对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也较为有利，它增强了公众对于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信任程度，有助于提高科学资助等。

　　琼斯从叙事框架的角度阐述了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他表示，科学传播确保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能够向公众普及。琼斯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德赛莱·安德森·克劳（Deserai Anderson Crow）在关于讲述有说服力的科学故事的研究中对叙事政策框架展开研究，该框架由人物、环境、情节和道德等要素构成，影响着公众对现实的认知。通过叙事简化复杂的观点和现象，在虚假信息泛滥、科学信任脆弱的后真相时代尤为重要。

　　科学传播面临众多难题

　　虽然科学传播在当下尤为重要，但实践过程非常困难。库克表示，科学传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任问题，因为人们生活在充斥着虚假信息的环境当中，科学传播者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诚实可信的形象。

　　霍尔曼告诉记者，科学传播面临着两大挑战。首先，为科学传播设定的一些目标存在相互排斥现象。例如，提高公民的科学常识会导致他们对科学持更消极的态度。其次，科学传播者往往没有使用准确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导致传播效果难以评估。

　　琼斯则认为科学信息的复杂性是一大挑战，科学传播需要简化这些复杂信息，然而学者所接受的训练不存在将科学发现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叙述。此外，学者大都未曾接受过科学传播的专业训练，因此他们的传播效果十分有限。琼斯的研究显示，有效的叙事需要与受众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产生共鸣，因为公众在接受科学信息时，并非仅仅依据客观科学证据，他们的个人信仰和对世界的情感理解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就要求科学传播者需要从更人性化的层面帮助公众理解科学问题，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科学传播工作的复杂程度。琼斯还补充说，当下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上快速传播，导致关于科学知识的不准确或误导性叙述显得更具吸引力，只有培养专业的科学传播者才有助于减轻这些挑战。

　　琼斯在采访中还提到科学传播中的“回旋镖效应”，或称“逆火效应”，即辟谣工作有时可能适得其反，会进一步扩大谣言的传播，因为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已有的观点，倾向于否认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支撑性证据。例如，在传播有关气候变化知识时，如果内容过于激进和咄咄逼人，不但不利于人们接受这些信息，反而会加深人们的怀疑。为了减少这种效果，科学传播者需要在尊重受众既有观念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更有效的叙事方式，通过贴近生活中的人物和场景，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科学知识，引起受众的共鸣。

　　霍尔曼谈到，某些科学传播模式认为，公众被科学成果或理论说服需要的仅仅是更多的相关成果和理论信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有关特定主题（如气候变化）的科学传播量似乎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理解的两极分化和怀疑。

　　叙事框架影响传播效果

　　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都参与过科学传播有效性的研究，他们对于什么是高质量、有利于传播的科学故事都有自己的看法。霍尔曼在研究中发现科学传播的两种范式，一种范式认为从专家到公众的科学信息单向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适当方式，另一种范式则认为公众、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才更为有效。对此，库克认为，好的科学故事能让人们产生思考并采取行动。科学传播不应只是从学者到公众的单向流动，它应当是双向互动，让传播者和公众相互交流与学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霍尔曼认为，一个科学传播真实案例或一个更普遍的科学传播策略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希望通过这种传播达到何种目的。

　　琼斯结合亲身经历描述了他认为有效的科学传播案例。他提到了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主持的电视纪录片《宇宙：个人游记》（Cosmos: A Personal Voyage）在他小学时期对天文学痴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是达成有效的科学传播的关键。

　　在琼斯与克劳的研究中，他们引用叙事政策框架探索科学传播有效性问题。琼斯对记者表示，该框架强调了吸引力和易理解性等基本要素。第一，该框架要求传播者认识到叙事的意义，认识到自己应该作为叙事人的角色来创作真实又引人入胜的故事。第二，叙事必须坚持准确性原则，以现有可用的最优结果为基础，并通过严格的方法加以验证。第三，搭建背景，全面回顾相关文献，从事实和情感层面出发，同时尊重受众的价值观，构建与他们价值观相符的叙事。第四，明确界定需要阐述的问题，展现原因和发展过程，引导公众关注基于科学证据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第五，确定叙事中的角色，如谁是有助于激发同情的“受害者”、谁是承担责任的“反派”、谁是明确提出解决方案的“英雄”。第六，明确道德立场，保证叙事清晰。

　　琼斯利用该框架分析了萨根的《宇宙：个人游记》，从中可以看到萨根是如何在保持事实准确性的同时，创作出引发全球共鸣的叙事情节。琼斯表示，萨根认识到了科学传播应该具有叙事性，并兼顾了准确性与吸引力。他的叙述以严谨的科学方法为基础，具备可信度和可靠性。显然萨根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了解，同时理解潜在观众的价值观，如对未知宇宙的好奇、对壮观宇宙的敬畏，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他精心创作的叙事挖掘了这些价值观，将科学探索描绘成一种崇高的追求，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又丰富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部纪录片中，萨根将宇宙现象描述为人类长期生存面对的深刻挑战，追溯了其历史，为观众介绍了宇宙相关的科学发现。在他的叙事中，科学家的角色是具有好奇心和严谨性特点的探索宇宙的英雄，有助于激发观众对科学探索的热情。

　　库克认为，有些学者乐于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观点，有些学者则对面对面的交流活动更感兴趣，因此科学传播工作首先应当确定传播渠道，其次是传播目标，最后确定在有限的空间、能力和资源下如何更好地吸引受众。库克认为科学传播者需要了解受众的特征，包括背景知识、世界观、性格偏好等，以及哪些科学知识更适合受众。他也提到多样化、综合性的传播方式或许更加有效，如发表论文、博客文章、社交媒体短讯、新闻稿等，让不同的受众都能接触到科学知识，进而提升传播效果。库克还建议学者将科学传播计划整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中，例如记录研究过程，因为人类探索科学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