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作为世界哲学史上的两个重要学派，各自代表了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比较分析，或可为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提供更深入的依据。围绕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异同及意义，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希腊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斯特里奥斯·维尔维达基斯（Stelios Virvidakis），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伊沃阿尼斯·卡洛哥拉各斯（Ioannis Kalogerakos），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希腊汉学中心执行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指导委员会成员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柯平。
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异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主要有哪些相似与不同之处？
王柯平：在比较分析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时，有必要将两者限定在“轴心时期”，重点设立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如果从可以比较的主要思想流派来看，中国方面主要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希腊方面主要有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伊奥尼亚学派、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雅典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以孙武与孙膑为代表的兵家，驰名中外，影响至今，但在古希腊迄今未能看到相应独立的学说流派。另外，从现存典籍和影响力来看，中国的儒道墨法，均有传世经典，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而在古希腊哲学流派中，多仅存残篇，但雅典学派硕果尚存，如《柏拉图对话集》与《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对话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其诸多对话人物中，苏格拉底最为著名，其言谈举止融合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亦师亦友的亚里士多德，也被视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用散文方式写作，以学科分类立论，认为理论性学科主要研究事物的根源和原因；实践性学科主要研究人的行为和行动，旨在实现美好生活；创造性学科主要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
在当时，中希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可资比较的几大领域，譬如世间万物的本源与准则（道与逻各斯）、知识及其限度（知与认识论）、人怎么活（德与伦理学）、如何治理国家或城邦（为政与政治学）、如何教育民众（人文教化与教育学）。至于“事物如何发生”与“何为存在（或何为是）”等议题，涉及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希腊哲学家对此谈论较多，习惯于分而治之，凸显本体与现象的区别；中国思想家对此谈论较少，而且习惯于合而治之，更多关注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联。
埃弗拉米多：关于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差异，首先我想提一下它们各自发展的不同地理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对社会进行集中管理。而在希腊，海洋影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培育了航海和贸易文化。希腊人或住在海岸附近或旅行，其间都会遇到其他种族、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人，这使他们对不同的服饰、传统和思想更为开放和了解。即使我们不赞同严格的地理决定论，不可否认的是，环境的确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影响着文化、思想、人民的生活，最终影响哲学。例如，希腊哲学家四处旅行。梭伦、泰勒斯和柏拉图到访了埃及、吕底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昔兰尼（利比亚著名古城）、西西里岛等地。被尊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去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很明显，这些旅行经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希腊哲学与城邦密切相关。城邦、民主制度和哲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希腊哲学家生活在一个鼓励思想自由、通过面对面对话交流思想和竞争的环境中。从法庭、议会和集会到戏剧、田径（奥运会）、战争（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的较量）和哲学（柏拉图的对话），辩论无处不在。希腊人很喜欢用对抗性语言，好斗而又善用思辨技巧。
辩论使希腊人的个人能动性变强，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使他们有着强烈的个人认同感。相比之下，中国人首先是一个集体的成员，从属于家庭、氏族或村庄。孝道可以确保个人利益服从于家庭和社区的更广泛需求。
哲学在这种背景下的希腊兴起。同时，希腊人也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来培养理性（逻各斯）。相反，在中国，人们避免与他人直接对比，或陷入紧张关系。他们的生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更致力于和谐。对于希腊人来说，和谐也是一个重要的宇宙论和伦理概念，如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希腊神话中代表和谐和协调的女神，柏拉图的《斐多篇》也主张“灵魂是和谐”。
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世界在不断变化，无尽循环。希腊人也认识到世界的往复运动——宇宙及其天体的运动——但他们想知道是什么使宇宙永恒地运动。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也称为“第一推动者”或“第一动者”。这一概念指的是一个永恒不动的本体，它是自然中所有一切充满活力的力量的决定性根据。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必然始于某处，而不是由某种运动着的东西引起，因此必然有一个永恒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在他之前，柏拉图也认识到世界在不断变化，试图寻找永恒不变的事物。认识论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它以知识、批判性思维和追求真理为前提。因此，柏拉图形成了他的理念或形式理论，关注时空之外超越物质世界、具有永恒不变性的实体。在这方面，希腊语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它具有抽象的灵活性。古代哲学家利用这一特征，通过对不定式添加中性冠词来使动词名词化或将对象的属性转换为抽象的范畴。换言之，通过添加类似英语中的“ness”作为后缀，将形容词名词化或将中性冠词添加到形容词的中性形式中。相反，中国人更注重知识的实用性，而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进行抽象的理论化。中国思想家专注于人际关系和道德行为，对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兴趣较弱。“何为”（What is？）是柏拉图对话中的精髓，如“何为正义”，而中国人更喜欢问“如何”（How），比如“某人如何变得公正”等。因此，语言本身有存在和成为两种倾向。
柏拉图将“意见”和“知识”作了严格区分，目的是寻求真理，他认为这可以让人实现道德的善和内在的善。同样，在巴门尼德的诗中，在通往神圣殿堂的大门前，有女神揭示真理；在基督教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此，在希腊或西方传统中，这条道路通向真理。相比之下，中国人致力于道。
希腊和中国的世界观之间还存在其他差异。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由原子构成。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希腊人对分类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根据性质、数量、质量、关系、地点、时间、情况、条件等来划分所有事物。这帮助他们生成适用于相关对象的规则，而且形式逻辑在解决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不依赖分类，他们考虑事物之间的关系，至于形式逻辑，它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很小。
哲学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起诞生于雅典。它始于惊讶，正如柏拉图在《特埃特图斯篇》中所说的：“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根据雅典学派哲学家的说法，惊讶或惊奇，对于灵感的出现非常重要，人们因此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并加深对世界的理解。苏格拉底相信，正如他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哲学上的思考意味着困惑；对某事感到困惑，因此想要解除困惑。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于此。
至于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共同点，我们不得不提对道德和教育力量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智慧的追求。孔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都认为，统治者应该将知识和道德结合起来，他们都强调智慧、个人道德和政治权力的统一。对孔子来说，君子尤其是圣人，是最理想的政治领袖，而柏拉图用的词是“哲人王”（philosopher-kings）。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体系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美德和自我完善。为此，音乐和诗歌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会精心挑选他们认为对年轻人的修为、精进和道德有益的旋律和诗歌，摒弃某些他们认为不利于美德培养的音调。此外，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赫拉克利特也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和不断变化。他相信：“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也就是说，万物都在运动，世界一直在变化。他是唯一一位与中国人思维方式接近的希腊哲学家，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主要遵循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的方式，而不是赫拉克利特的方式。
维尔维达基斯：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都强调自我认识和道德修养，注重美德培养，以及仁慈、节制和追求福祉的重要性，目的是共同创造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同时，尽管所有古代思想家都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对概念的抽象推理，但中国人更注重实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而希腊人则对信仰的批判性审视更感兴趣，他们追求真理以及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以构建系统理论。尽管希腊人也有在城市中共同生活的社群主义观念，但他们更追求个人自由，并且倾向于尊重民主框架内多元观点之间的对立。
就中国哲学而言，儒家所强调的诸如孝道，尊重长辈、老师和领导，遵循仪式程序等价值观与美德，在提醒我们礼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对社会平衡与和谐的重大意义。当今社会与政治结构正因世界的快速变化而改变，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新的挑战。尤其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过度消费主义以及人工智能广泛使用带来的问题等，使我们意识到需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平合作。在与中国哲学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中，我欣赏他们致力于培养“仁”和捍卫“义”的努力，这对挖掘人类的共同潜力非常关键。他们的态度使我确信，中国哲学可以在国际层面上为追求新的人文主义作出重大贡献。
卡洛哥拉各斯：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几乎起源于同一历史时期，分别对东西方哲学和文明的形成和进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伦理和政治是开端，但其他分支如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哲学领域如逻辑学和语言学，很快加入这个体系。希腊哲学的起源路径与其相类似，也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首先占据中心位置，形而上学、宇宙论和认识论，以及随后的其他分支逐渐形成，对各个知识领域关键问题作了回答。
就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言，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有着概念上的相似之处和共同关注点。当然，由于众多因素，两者在哲学的每个领域都存在差异。在比较研究中，学者们需要注意不能过度简化差异、过于对立地进行对比或模糊两者的交叉点。通过相互学习、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本着友谊和相互理解的精神，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都可以为哲学事业作出贡献。
中国倡议体现“天下”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您认为这些倡议或理念体现了怎样的哲学思想？
维尔维达基斯：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都提倡自我认识和美德的培养，以增进福祉并提升幸福感，这不仅涉及基本需求的满足，也涉及如何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自希腊化时期以来，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哲学逐渐呈现世界主义倾向，斯多葛学派等思想家反思了决定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共同人性。在经济活动和当代科学技术资源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放眼全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既关注全球也注重本国，将全球视野与各国立场结合起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老子、孔子、庄子到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古今哲学家都教导我们如何构想与实现人类物质和精神富足。
埃弗拉米多：我认为所有这些倡议都与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目标有关。它们可以保证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促进为世界和平、稳定、安全与发展而共同努力，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并推动通过可持续和更强劲、更绿色、更健康的全球发展实现更美好生活的目标。减贫、粮食安全、改善工业生产、数字经济、多边主义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可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此外，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相互学习、对话、包容，进行人文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冲突、恐怖主义、污染和流行病等多重风险和挑战，这些倡议反映了中国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它们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自我定义有关。在我看来，这些倡议也与中国哲学有关，尤其与“天下”这个古老的概念和对整体方法的倡导有关。
此外，在这些倡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倡导的社会和谐、避免走向极端、相互依存、实用主义、安全与稳定、尽量减少摩擦、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以及儒家人文主义强调福祉和教育的传统观点。这些与中国哲学紧密相连的传统思想，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应共同努力来应对当今的复杂局势。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因此应该摆脱零和博弈的心态。只顾本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应摒弃自私的政策，携手建设一个和平、开放、包容、繁荣的世界。中国所呼吁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体现了这种为全人类着想的胸怀。
王柯平：这一系列重大倡议，具有前瞻性、世界性和可参照性。毫无疑问，这些倡议构成了现代中国话语的核心要素，提供了助推国际合作的重要动能，奠定了世界共同发展的可能路径。譬如，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而言，其英文表述是“buil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直译成汉语就是“构建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根据我目前的理解，“人类共同体”具有宏阔的普适性和包容性，显然超越了过往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和地域组织的“共同体”（如“欧洲共同体”）。至于“共享未来”，着实关乎“人类命运”，也就是关乎人类未来存在、赓续与发展的“命运”。当然，“共享未来”既代表一种共同发展的理念，也体现一种国际合作的愿景。为实现这一愿景，无疑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相互的协作，需要久久为功的努力，需要扎扎实实的推进。中国领导人向来秉承“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传统，积极倡导和组织相关方多做实事、力求实效，因此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一点在本质上迥然有别于某些西方国家元首“口惠而实不至”的习惯性做法。这种做法用希腊词来描述的话，那就是philologos but not philopraxis （爱说而不爱做）；用老子的话说，那就是“轻诺必寡信”。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由此产生的结果，自然解决不了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然不符合人类爱和平求发展的真实心愿，自然不能确保人类命运的整体优化与共同发展。
从中国哲学角度来看，这些倡议至少体现了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尚“和”意识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左右。从历史沿革角度来看，“天下”观念包括以下含义。在政治意义上，它指的是国家的治理或政权；在文化意义上，它指的是一种道德或伦理信念。人们常说“天下承平”“天下为公”与“天下苍生”等，分别蕴含上述意义。如今，传统的“天下”观在全球化语境中得到重新审视，再次成为政治文化中的时兴理念，并在与时俱进中突破地域文化限度，扩展到全球文化范围。因此，经过现代转化之后的“天下”观，也包含一种世界意义，可用来特指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互动合作、共谋发展的动态关系与“美美与共”的理想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也有“天下”理念，那就是oikoumenē。在历史演进中，该词第一层意思是指相对于“蛮族之地”的“希腊人居住区”，第二层意思是指“人所居住的整个世界”，第三层意思是指“罗马帝国的世界”，第四层意思是指“将要到来的世界”（基督教世界）。该词的拉丁化书写形式是ecumene，在此基础上构造出ecumenism一词。现代有学者依据希腊原有词义，将其直译为“天下主义”。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1974年著有The Ecumenical Age一书，有学者将其译为《天下时代》。
实际上，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天下”观的讨论，勃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天下主义旨在追求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和平合作与全人类的共存共荣。就其至要的目的论意义而言，它大致类似于中国“天下”（all under heaven）观的意涵。如今，一些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也从积极角度出发，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探讨天下主义的可能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