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持续性挑战，在多重冲击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围绕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国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Richard Kozul-Wright）。

　　全球经济三个引擎未能同步复苏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并非处于最佳状态，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柯睿智认为，美国、欧洲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主要引擎，复苏节奏未能充分同步，因此无法在中期内推动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这一点令人担忧。柯睿智分别分析了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三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重要政策差异。

　　柯睿智表示，美国温和的财政扩张政策和间歇性的量化宽松政策抵消了利率上升带来的部分下行压力，股市和房价大体保持了上涨态势，促进了消费者支出；在新出台的产业政策推动下，投资保持稳定。这一政策组合使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比年初预期得更高。然而，像商业房地产这样的行业债务水平较高，可能对金融部门造成负面冲击。如果今年继续财政紧缩政策，消费需求疲软，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可能会扭转近期的向好趋势。美国的国内政策立场与更为好战的国际政策立场同时出现，在贸易和技术政策方面尤其如此，上届政府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仍在继续。应对中国的崛起是许多此类举措的动机，这些举措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更普遍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完整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谈及欧洲，柯睿智认为，欧洲是三个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最不平衡的一个，也面临着最大的政策挑战。去年，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大幅放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了衰退，德国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欧洲的通胀压力依然比美国更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更高，以及能源进口从价格低廉的俄罗斯转向其他昂贵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由于货币紧缩，欧元区的利率达到了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软着陆已经基本不可能。事实上，由于政府已经开始收紧支出，而消费者支出又受到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压力，需求状况不会迅速反弹。此外，从中长期来看，对投资支出的持续挤压会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柯睿智补充说，作为实现气候目标努力的一部分，欧洲还采取了单边贸易政策措施，从而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紧张局势，尤其是碳边境调整机制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出目前比发达国家的碳密集程度更高，关税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更大。

　　柯睿智认为，中国政府在2023年下半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经济增速加快，实现了5.2%的增长目标，许多观察人士预计中国经济会出现更加强劲的反弹。虽然中国有自己需要应对的挑战，但并非如一些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夸张，柯睿智曾公开反驳了西方媒体故意抹黑中国经济前景的言论。柯睿智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他告诉记者，去年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都低于2022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有一些国家例外，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明显加快，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好消息。

　　积极推动有效投资

　　在柯睿智看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获得成功的基础在于其愿意进行政策试验，在供给侧方面尤其如此。生产率增长超过名义工资增长，从而推动利润增加，这些利润又被重新投资于新工厂和新设备，形成了良性循环，再通过国有开发银行加大信贷投放进一步增强这一良性循环。这种“利润—投资—生产力”的关系支撑了中国强劲的出口动力，包括贸易、技术和产业政策在内的战略政策决策，也在维持这种良性循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柯睿智提到，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中国避免了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减少了外部冲击带来的宏观金融压力。

　　柯睿智表示，中国始终明白，大力推动公共和私人投资是促进技术和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这对于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十分必要。中国比大多数经济体做得更多更好的一点在于，中国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和政府支持，将中长期挑战与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相关联，在挑战中发现许多机遇，如绿色发展、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尽管近年来消费需求和政府直接支出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这种通过投资将中长期挑战与新兴产业相关联的发展道路的特点就在于，消费需求和政府直接支出的作用较弱。

　　目前中国的出口已经复苏，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承受较大压力。柯睿智谈到，中国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因此没有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出现明显的贸易转移。柯睿智认为，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保持增长势头，大力推动投资仍然是关键。他告诉记者，中国还需要更加审慎和专注的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以保持强劲的投资动力。在这方面，中国需要谨慎对待资本账户开放，同时采取措施夯实、扩大财政基础。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一定的发展挑战，这些挑战与美国或欧洲的挑战截然不同。在柯睿智看来，当今世界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决策的产物，发达经济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也不再适用于管理如今的国际贸易，而中国需要在这样的世界中参与管理与决策。

　　柯睿智表示，中国作为世界卓越工业大国崛起，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还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有力推动了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地理重构上，也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获得技术对于建立和维持充满活力的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南南合作的框架可以再次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负担得起的技术，帮助它们寻求建立符合自身特殊需求和挑战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道路。

　　柯睿智认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愿意分享自己成功的政策经验，并且避免指导其他国家应该做什么。中国尊重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承认各国在设计本国的政策战略时面临的具体发展环境，这与发达国家的一些“援助国”的态度和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柯睿智表示，一个更强有力的南南框架可以帮助维护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复苏所需的政策空间，这可以通过增强贸易协定的灵活性、扩大必要的财政支持来克服外部约束、应对外部冲击。中国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支持是在这方面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多重挑战，柯睿智建议，进一步加强这些举措的力度并扩大范围，同时引入其他创新举措，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可用的融资选择至关重要。

　　柯睿智补充说，中国的贸易顺差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国际资本的一个来源，成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有限或依赖大型多边贷款机构的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来源。然而，成为债权国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发达经济体为管理此类问题而建立的国际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提供及时、公平的解决方案，这一问题亟须改革。对此，中国可以通过其在G20等平台中的地位发挥建设性作用。

　　柯睿智表示，当今世界的代表权重、资金支持和政策建议依然在向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倾斜，中国正在对国际治理体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改革相关机构，获得更多代表权、发言权、决策权，中国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在改革议程中发出有利于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