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一直在夸大其词地渲染“中国经济崩溃论”。他们宣称四个“D”——需求不足和通缩、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和与西方的经济脱钩（Deflation, Debt, Demographic and Decoupling/De-risking）是不可逾越的力量，将终结中国的增长奇迹。反思这种“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动机，要么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无辜”误解，要么是意图发起“舆论战”进而打击中国经济。
中国过去40多年辉煌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民族复兴、强国富民的路上总会碰到艰难险阻。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并未消极懈怠、束手无策，而是采取具有前瞻性和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如2023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经济方针。挑战意味着契机，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促进中国的结构改革和产业升级，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经济将在产业更新、结构优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壮大中稳步前进。本文将通过进一步的解读分析，力求取得对上述“挑战”更清晰、理性的认知，并找出应对的措施和方案，把挑战转化为新的机遇。
“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一些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热衷于指出中国的消费需求不旺盛，并且认为消费需求疲软是由家庭收入不足引起的。他们进一步论断，中国的消费需求疲软将导致供应过剩，经济停滞不前。事实上，基于过去20年里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9.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与此同时，由于过去几十年中投资增长较快，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仍然相对较低，为56%，相比之下，印度为66%，泰国为67%。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家庭消费的确有长足增长的空间，问题是如何刺激消费增长。西方学者通常建议给消费者发钱，但认为中国政府不会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只注重供给不关心需求、认为消费是一种“浪费”、喜欢集权式的控制生产而不喜欢分权式的消费引导增长。但以上这些推断臆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指出，要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换言之是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支持消费，“敢消费”意味着消费者有信心消费，“愿消费”就是要有优质的产品和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给贫困家庭发钱当然有必要，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现消费的持续、良性增长不能仅靠发钱来解决问题。
中国家庭喜欢储蓄是举世皆知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接近35%，而美国家庭储蓄率仅为15%，欧盟为13%。此外，由于过去几年发生新冠疫情，家庭加大了储蓄力度。2022年，家庭银行储蓄存款增加了17.8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在2022年第四季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1.8%的中国人希望“储蓄更多”。在疫情期间和之后，作为预防性储蓄的增加逆转了趋势，降低了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这些储蓄让中国家庭安全有效地应对了突如其来的疫情，然而，如果疫情结束后人们仍然惯性地加强储蓄，就会导致消费的疲软。
短期内提振家庭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消费者信心。中国政府已经为消费增长提供了一些刺激措施，例如，以发放消费券、降低消费税费、销售补助等形式来刺激汽车、电器等大件商品的购买。许多地方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刺激农村消费、数字消费、服务消费等。此外，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私营企业、鼓励私营部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023年出台的提振民营经济的“31条”，将对重振民营经济起到重要作用。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随着企业的逐步恢复和扩张，将会带来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增长，从而重振消费者的收入和信心。
促进消费的长期增长，则需要结构性转变和持续的收入增长，这正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首先，中国已经迈向以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新能源、绿色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这些新兴产业将产生高技能和高薪工作，从而推动收入的健康增长，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目前看来，服务行业需要更多的政策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服务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生产率水平不高。2023年服务业零售额增长了20%，但服务业投资仅增长了0.8%。换言之，服务行业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力。大力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创造高薪就业机会，还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服务业涵盖了旅游、娱乐、儿童保育、教育、老年护理、环保、商务服务等一系列增长点，此外，智能服务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能。
其次，当前，4亿多中国人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城乡收入比高达2.5:1，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颁布支持乡村振兴和放宽户口限制以促进农民工消费的政策，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农村消费以及实现城乡消费一体化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增加农民工获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途径，也将减少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并使农民工能够在更多的自由选择上进行支出。
最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扩大。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了8.9%，而教育支出增长4.5%。财政部承诺将继续增加社会支出和收入转移，以支持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将有效减少预防性储蓄，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信心，并且提供更多可支配收入供其进行可选择性支出。
公共债务的必要作用
过去几年里，在新冠疫情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债务规模都在上升。但一些西方学者口中所谓的“中国债务危机”，是在误解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差别的前提下产生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中期，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21.5%，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占GDP的30.5%，但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的167.8%，看似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然而，实际上很多所谓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据估计，此类平台债务和其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达到40万亿—50万亿元，约占2023年GDP的30%左右。换言之，中国的很多债务是公共或“半公共”债务，而企业和家庭债务相对较低且可控。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债务是有害和危险的，因为公共债务意味着低效或无效的公共支出侵占资源，或者过度需求造成通货膨胀。但对于中国来说，情况远非如此。
第一，绝大多数公共债务是人民币债务而非外债，这些债务都是用人民币计价和偿还，而中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中国政府不可能“用光”人民币而无法偿债。
第二，中国2023年的通货膨胀率仅为0.2%，并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公共支出和债务会引发通货膨胀。相反，公共支出有助于增加总需求，推动经济复苏和价格稳定。
第三，很多公共支出和债务用于资助高铁、太阳能园区、电网改造、科技工业区等，这些公共基础设施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和物流的联通性，增强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促进了高新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虽然这些基础设施在短期内可能不盈利，但它们产生了大量的正向外溢性，提升了经济的整体效率，是经济长期发展和转型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四，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指出的，虽然中国公共债务水平较高，但中国政府也拥有大量的资产。截至2019年，中国政府资产高达12.5万亿美元。中国政府在金融和非金融公共公司的股权持有量占其金融资产的最大份额，价值达到GDP的68%，约为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结指出中国政府有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偿债风险。由此可见，所谓的债务危机是危言耸听，没有事实根据。
在不存在债务危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中央政府债务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必要的。为了让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有效地“去杠杆”，中央政府必须“加杠杆”。中国政府决心调整房地产行业。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扭曲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和总量转变，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将开始趋于稳定。因此，2020年实施的“三道红线”政策对于限制房地产杠杆和重组房地产行业是非常必要的。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房地产行业在调整和转型，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1%。中国经济更有韧性和抗压性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央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支持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其次，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抵消了部分房地产行业下行的负面作用。最后，许多城市放宽购房限制，而且政府的“三大工程”项目，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一定的需求保障，从而避免房地产市场的过分紧缩。由此可见，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是对化解私人部门债务必要和有效的手段。
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整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偿债能力都大大受到限制。所以，中央政府需要逆周期扩张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问题。中央政府债券利率，也就是它的举债成本也远远低于地方政府。全方位地看，中央政府接管部分地方债务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是化解地方财政问题的有效方法。例如，中央政府于2023年底发行1万亿元的专项债券，并将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用于防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举措。
从劳动红利到人才红利
许多西方评论家对中国的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发出了警告。他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归因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中国的增长将停滞不前。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第一，现阶段的研究无法论证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有必然的正相关性。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研究表明，在26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4%，并且人均GDP不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它们的人均和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后的10年和前10年相比，都提高而非下降了。从中国的实例来看，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早已达到峰值，但在疫情之前，中国的增长仍然保持着每年近7%的高速。
第二，中国目前仍有很大的改进劳动力分配的空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4%的劳动力仍在农业部门，而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3%。这意味着中国仍在发展和转型，大部分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和服务业，从而提高劳动力的有效配置。
第三，虽然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中国劳动力的质量显著提高。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比即将退休的一代多接受了平均7.8年的教育。
第四，中国近年来加速了工业自动化。2021年，中国新安装了26.8万台工业机器人，超过了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中国必将能够弥补劳动力短缺。实际上，尽管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但技能和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工资也将随之上升，从而转化为更强的购买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换言之，人口转型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一个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也会对经济的需求端产生影响。中国现在有近3亿60岁及以上的人口，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占到总人口的30%。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消费水平和结构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在6个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60—65岁年龄组的平均消费能力约为20—25岁年龄组峰值水平的三分之二。因此，刺激与老龄化相关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重要。例如，健康养生产品和服务、老年人旅游和文体娱乐服务、对老年人更友善的科技和智能产品、养老金金融产品和服务等，都是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目前，中国“银发经济”的规模大概在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6%，而到2035年，“银发经济”总值将会上升到约30万亿元，占GDP的10%。总的来说，从需求端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机遇。
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些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受益于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他们认为，凭借美国的认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开启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时代，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区域冲突扰乱了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体系，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指出的，2023年全球已经出台了近3000项保护措施，是2019年的近3倍。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从来都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中国在重塑全球秩序朝着多极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发挥着主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努力加强自己的比较优势，保持了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极强的竞争力。
首先，中国在战略上实现了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虽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份额下降，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份额已经从2013年的39.2%增长到2022年的45.5%。中国坚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等的贸易合作和贸易便利化。其次，作为有担当的大国，中国正努力稳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2023年11月G20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建设性会晤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并减缓地缘政治风险。最后，中国持续巩固和发展其制造业能力。中国占据全球制造业能力的30%，在许多工业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如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等，这些产品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2023年出口汽车491万辆。这些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出口已经取代了“旧三样”，也就是服装、家电和家具。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反映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中国“智造”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美国的工业补贴和“去风险化”计划可能已经说服一些美国投资者将投资重新回流到美国。美国利率的上升和金融资产回报的增加可能已经激励一些外国投资者通过套利将他们的投资从中国撤回，但是，较高的利率可能还增加了这些外国投资者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可能迫使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者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策略。尽管短期内外资下降，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相信，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效率为指引的投资者仍会认为中国极具吸引力。
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的亮点，其安全可靠的环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集群、持续开放市场和支持政策（例如承诺为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者等，都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企业采用“中国+1”的投资策略，它们仍在大力投资中国的原因。中国在外商总投资中的份额可能下降，但在中国投资的额度仍将增加。换言之，外商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而不能把现有的蛋糕切得更小。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一些西方媒体高调渲染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崩溃论”，但商业调查显示，大多数外国投资者仍选择在中国继续扩大投资。
华南美国商会2月27日发布的《2024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83家企业中，62%的受访企业选择不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移投资，而转移部分投资的受访企业大都只撤离三成以下的投资项目。66%的美资企业选择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86%的受访企业明确表示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撤离中国市场。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穷二白”，需要大力引进外资来弥补外汇资金的不足，除了注重外资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的质量。中国需要的是高新科技、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技术以及可靠的合作伙伴。从这点来看，中国目前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成果仍是可圈可点的。2023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吸引了4233.4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37.3%，相比于2022年增长了1.2个百分点。欧洲的空客飞机、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等高科技公司都在中国大量增加投资。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在高科技生产领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有机会继续向外商学习，从技术外溢中获益。
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原则，继续完善自身体制，提高自身能力，坚定不移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改善全球经济体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过去4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潜力。当前，面对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政府将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各个市场主体共同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合作共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民心所向，而“民有所盼，政有所为”，中国人民将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继续将中国经济做大做强。
（作者系美国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