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启蒙运动时期，学科被认为具有特定的“目的”（purpose）和“终点”（ends）。近日，美国罗德学院英文系副教授塞思·鲁迪（Seth Rudy）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英文系副教授雷切尔·斯卡布罗·金（Rachael Scarborough King）共同编写了《知识的终结：艺术和科学的结局与终点》（The Ends of Knowledge: Outcomes and Endpoints Across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书并提出，随着知识经济模式的不断转变，学者应当重新审视每个学科的“目的”和“终点”，探讨单个研究项目（例如果蝇实验、诗歌鉴赏、创建大型语言模型）与各学科目标定位的关联性，促进学术机构建设应对复杂问题的大情景与组织架构。

　　鲁迪等人表示，现代研究型大学通常把学科划分为三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种三分结构为学者深挖某一领域的知识提供了空间、资源和机遇，曾经推动过全人类的学习进程。但各个学科的知识结构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气候危机、收入不平等、人工智能挑战等世纪性难题需要学者找到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如果高校希望在未来继续做一个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空间，研究人员就需要构思、阐明和质疑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目的及其价值，探讨研究工作在何处收尾最合适。

　　美国西北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客座助理教授乔安·朱（Johan S. G. Chu）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提出，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界定“目的”和“终点”时遇到了与人文科学相似的难题。科学研究似乎遵循着这样一种模式，即被学者广泛引用的学术著作通常引发大量后续研究，而后续研究则把它们的发现与前者的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样做可能会减缓科学的发展，使其被现有规范束缚。

　　鲁迪等人认为，若以发表论文及被引用次数来衡量科研生产力，那么学界对科研生产力的追求有可能与实现科学进步的目标有出入。为破解相关困境，学者应当将注意力从剖析某一学科的内部问题，转向改革学科分类制度。围绕现实问题而非研究对象重新规划知识生产方式，有助于学者超越学科之间的界限，优先考虑科研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研究的数量或其他误导性指标。研究人员合作探索全新的知识结构，促进各学科间的知识联系和融合，不但能产生新的知识，而且可以提升科研资源、人才和设施的利用率。

　　考虑到积极反思学科的“终点”是寻找各领域共性和构建知识生产新模式的重要前期工作，鲁迪等人邀请来自艺术和科学领域的18位学者分别反思了学科的“目的”和“终点”，并提出了四种更新知识体系划分模式的设想。第一组学者认为，学界可以按照对知识的现有理解，在不同领域之间和领域内部对知识进行整合、划分。第二组学者则提出，应当根据知识的可获得性及其与社会公正性的联系来确定学科的“终点”。第三组学者对探讨学科“终点”是否能带来乌托邦式的科学发展表示怀疑。第四组学者则认为，学科“终点”是由它所阐述的某个核心概念决定的，例如，“现场性”和表演学。

　　在鲁迪等人看来，受限于目前的知识生产模式，研究人员难以得知还有哪些知识尚未被发掘，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让现有知识为促进人类繁荣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呼吁研究人员和学术组织扩大探讨学科“目的”和“终点”的力度与规模，催生能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重大科学发现，推动知识体系创新。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