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美

　　在社会层面，人们对技术议题的讨论通常围绕特定技术的优缺点展开，较少关注技术创新让哪部分群体受益、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对技术在人类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产生的变革也缺乏深刻的认识。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斯图尔特·罗洛（Stuart Rollo）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官网发文，通过引用美国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技术垄断”（technopoly）的概念，解析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演进以及当前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本报记者就相关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富山健太郎（Kentaro Toyama） 受访者/供图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资料图片

　　技术放大潜在的人类力量 

　　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农业、工业、卫生、交通和通信领域的连续革命，一批技术乌托邦主义者（tech-utopians）认为技术对全球系统产生了有益作用，并宣称富足能够带来和平。罗洛表示，技术乌托邦主义本质上是对技术带来的积极和启发性影响的确定性判断。几十年来，这一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流行，并以全球科技行业为中心向外辐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技术不仅是一套达到目的的工具，同时塑造了一个离开技术无法实现的更加完善的人类社会。因此，社会在价值观、制度和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也以技术实施的逻辑为模板。

　　美国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富山健太郎（Kentaro Toyama）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是那些对“技术垄断”推波助澜的人。大多数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于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技术越多越好，相信技术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倾向于否认技术的负面影响，即使认识到了，也抗拒中止、减缓或规范技术的发展来规避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氛围中，技术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罗洛表示，事实上，自18世纪西欧社会的发展开始以技术为中心以来，大量有害和破坏性的行为发生了。例如，将本地化、异质的社会生活改写成围绕市场逻辑构建的工业社会生活，引发环境污染、社会掠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对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西方技术社会的形成及其带来的好处往往以全球边缘地区居民的物质财富、生活状态和文化完整性遭到破坏为代价。富山健太郎也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似乎对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带来了更长的寿命、更高的生活水平乃至更多和平的可能性。然而，技术也导致了资源匮乏、气候变化、不平等等问题，甚至有可能破坏人类文明。因为，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人类社会仍然存在贪婪、自私和分化的现象。

　　富山健太郎在自己的著作《极客异端：从技术崇拜中拯救社会变革》中阐明了一个观点——技术放大了潜在的人类力量。这意味着，如果人类的力量是积极的，技术会放大人类行为的影响并让事态发展得更好；在人类力量消极的地方，技术的放大效果会使事态变得更糟。总而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当技术发挥正面效应时，那是因为它助力的人类力量是积极的。

　　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演进 

　　罗洛表示，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技术创新过程，新技术的发现、生产与交流占据了文明构建的核心位置，中国、印度和西亚国家的古代文明有着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然而，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持续参与技术发展，并在数学、冶金、化学等领域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但中国等国家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被技术定义。

　　时至今日，技术为生产和商业扩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深刻改变了社会、文化、传统规范、习俗和生活方式。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在评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向技术社会的转型时描述到，“无论是否需要，产品都会被生产出来；无论有用与否，发明都会被利用；无论是否有效，权力都会被运用。而以上习惯几乎遍及我们当前文明的每一个领域”。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芒福德所描述的技术影响在当下已经变得更加普遍和强烈，广布于全球各地。虽然工具和技术对历史上的各个社会都起到了塑造作用，然而，在前现代世界中，这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工具和技术及其使用受到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强烈约束。在当前猛烈的技术创新浪潮下，曾经坚实稳定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开始消失。技术定义着社会和文化，需要强大的力量对其进行约束。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在前现代世界，社会和文化力量是“缓慢、沉默和复杂”的，影响着人们采用技术的方式和时间。专门从事技术影响研究的专家倾向于认为，这种动态从19世纪起开始被打破。不断重塑着社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力量创造了一种被波兹曼称为“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新型社会。根据波兹曼的说法，在“技术统治”下，一切发展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技术发展。工具和技术不是融入文化，而是对抗并取代现有文化，此时是人和技术争夺主导权的时代。

　　然而，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波兹曼看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技术统治”转变为“技术垄断”，即人类社会完全锚定工具理性和技术方法，并从这一角度理解人类自身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布罗代尔对技术作为社会调节的“缓慢力量”这一观察被人类对技术的迅猛追求所取代。此时，技术就是目的，是解决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问题的关键要素。用波兹曼的话来说，“所有形式的文化生活都服从于技术和技术的主权”。技术前沿领域的经济和战略竞争既扩大了国际上敌对行动的范围，又扼杀了由整合国际技术合作创造的全球共享利益。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强大的新技术和“技术垄断”社会无法也不愿限制或规范其传播，其危险不容低估。

　　“技术垄断”的思维模式不仅影响了各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还波及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富山健太郎表示，技术会让国际安全和全球事务的某些方面变得更糟。例如，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敌对国家间竞争的又一个场域。以往的国际竞争正在蔓延到数字世界，一些国家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进行恶意竞争，引发网络间谍活动、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战争等新问题。在世界各国能够从政治层面找到解决冲突的良策之前，即使是最好的数字技术也无法改善这种局面。

　　富山健太郎认为，“技术垄断”是“技术统治”的一种高级形式，是指“技术统治”强调的技术价值彻底、完全地植根于社会。在波兹曼1992年出版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他认为，全球社会已经开始崇拜技术，以至于那些创造、使用和重视技术的群体的价值观掌控了社会。效率、舒适和利润成为社会的关键价值观，而非正义、共情和道德。

　　技术发展离不开社会和人文因素 

　　如今，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以抽象、复杂和分层的技术干预系统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研究了技术的本质，特别是在媒介的生产和传播中如何体现，以及如何重构人类社会并使其更像机器。随着更先进、更抽象的技术成为推动当前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国际战略竞争，深入了解技术如何发展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广为人知，但如果人类社会向技术屈服并滑向“技术垄断”，则会对人类的道德、知识和文化前景造成威胁。20世纪从事技术研究的广大学者都认为，要更多强调社会和人文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芒福德和波兹曼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强调需要重新发现以及重申独特的人类元素，通过艺术和知识的融合进行表达，而不只靠科学和理性。芒福德表示，“为了重新征服机器并使其服从人类的目的，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它并吸收它”。

　　波兰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文化的“技术核心”（technological core）与“神话核心”（mythical core）进行了区分，二者间的区别对理解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科拉科夫斯基来说，“技术”一词比人们常规理解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展现了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中，人们将周围的事物视为要被操纵的对象。除了工具之外，文化的“技术核心”还包括科学和大多数哲学，因为科学和哲学也受工具性、分析性推理形式的支配，人们通过这些推理形式寻求某种控制措施。美国贝勒大学人文学荣誉教授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认为，“技术垄断”产自于社会的“技术核心”，但“技术垄断”最终会在其自身成功的重压下崩溃，而当被迫进行自我辩护时，“技术核心”的理性主义终究需要一个“神话”般的推动力。或许从长远来看，纯粹的“技术核心”终将不存在，只剩一个技术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