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对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进行再勘探、再发掘，喜获一处规划清晰的早商时期墓地（书院街商代墓地），其中不乏高等级墓葬，为此前罕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墓地中出土若干金器，包括一件黄金覆面，为早商文化首次发现。书院街商代墓地丰富而珍贵的考古材料有利于我们认识早商文化，认识中原地区对黄金文化的认知。

　　墓地性质

　　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东大街南与书院街区域，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四周围有壕沟，发掘者认为是“兆域”。壕沟间分布有规格不一的墓葬以及祭祀坑等，共同组成了一个结构有序、功能明确的礼仪空间。

　　除了墓地的规模与布局，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与数量，葬仪葬式等都诉说着书院街商代墓地非同寻常的意义。墓地中出土有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等，尤以2号墓（M2）的发现最为丰富。M2规模巨大，墓口长2.93米，墓内有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墓主人应为商代前期的高等级贵族。从随葬品的种类到数量，再到其所显示的地位，该墓均创下了迄今为止的郑州商城之最。此外，在该墓墓底还发现了6处殉狗现象，这在早商文化中非常少见，为晚商腰坑殉狗的丧葬习俗觅得了一个源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而M2中金器的发现最为重要，种类有金泡、金箔、金覆面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这次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墓地中发现的黄金制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金覆面更是早商时期首次发现，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0克左右，四边略微向内弯曲，贴在M2西壁上，位于墓主人头侧，大小基本能覆盖一个成人的面部。

　　书院街商代墓地的年代为早商时期，具体为白家庄期，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这一时期，城址内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遗迹、遗物的数量也显著减少，还有灰沟打破前一时期宫殿基址的迹象。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进入白家庄期后，郑州商城已不复往日的繁荣，其作为都邑的功能似已几近丧失。与此同时，距郑州商城北部约12公里的小双桥遗址骤然兴起，宫城、宫殿（或宗庙）建筑、祭祀坑等齐备，应是又一处早商时期都邑聚落。由之，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可谓一废一兴。学界一般认为，在白家庄期，商王朝已迁都至小双桥遗址，小双桥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

　　虽然不再作为商都，郑州商城却并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仍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在白家庄期，城内还有一定的人口居住，南关外、紫荆山两处重要的铸铜作坊还在继续使用，可见郑州商城依旧是商王朝重要的经济中心。再者，郑州商城是商代开国帝王汤所建的亳都，对于商人具有特殊的意义，被奉为圣地。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后代商王在郑州商城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因为都城的迁徙而中止。如在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座白家庄期青铜窖藏坑，其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重器，这应是商王和贵族在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后，把祭祀中使用的青铜礼器集中埋藏的结果。

　　因此，从墓地的规模与布局、墓葬的等级以及大量高等级随葬品来看，书院街商代墓地埋葬的一定不是一般的匠人、平民，而应是留守在郑州商城内的中高等级贵族。

　　金器的发现与功用

　　黄金作为一种贵金属，很早以前就得到了人们的珍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器之重似远不如玉器之重，表现之一就是玉器的使用较之金器有着更为深厚的渊源。而书院街商代墓地出土的黄金饰品十分引人注目，为我们了解商代的黄金文化、古代中国的黄金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金器分布较广、数量可观，在中原地区主要有两个中心——郑州地区和安阳地区。郑州地区的发现包括郑州商城东北角祭祀区墓葬和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金箔，以及前述书院街商代墓地的金器等。安阳地区的发现以殷墟遗址为代表，据不完全统计，殷墟随葬黄金制品的墓葬达24座，黄金制品多为金箔、金泡等。除此之外，河南辉县琉璃阁、河北藁城台西和湖北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也曾出土黄金制品，以金箔最为常见。中原地区的商代金器因发现位置、形体特征的不同而功能各异，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覆面。书院街M2发现的金覆面位于墓主人头侧，最初应盖在墓主人的面部。从考古发现看，覆面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丧葬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就存在以红陶钵覆盖死者面部的现象。而历数中国古代覆面的材质，种类也十分丰富，有陶、金、玉、石、青铜、皮革等。至于其功能，宋兆麟先生曾说，人死为鬼，为生人所畏惧、惧怕，除了敬而远之外，还要把死者的脸蒙上，以减少生者的恐惧感。

　　另一种是装饰。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商代金器大多以单体形态呈现，且形状较小，如金箔、金泡、金片等，但它们最初应都是附着于青铜、漆木、玉石等器物材质上的，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其中，黄陂盘龙城M17出土的镶嵌金片的绿松石龙形器十分精彩。夔龙的主体由绿松石组成，而眉、目、牙则由金片代替，视觉效果突出。这种将特殊部位用金片装饰的做法，除了一般的装饰作用外，也具有画龙点睛、增加神威之效。类似的例子还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眼睛贴金箔的铜虎。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青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而言，附着在它们身上的黄金制品的意义还要放到具体的使用情境中去理解。由于这些器物本身都是作为祭祀、宴饮、丧葬等活动中的礼仪用器而存在的，发挥着“名贵贱、辨等列”的作用，因此相依而存的黄金饰品也应承担或强化这种功能。

　　见证东西文明交流

　　世界上考古发现用黄金做面罩的国家并不多，考古工作者在迈锡尼时代的一座古希腊王室墓穴内发现了覆盖在逝者脸上的黄金面罩，当时认为墓穴主人是阿伽门农，因此将其命名为阿伽门农黄金面具。后来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墓穴主人是比阿伽门农时期更早的一位古希腊的王公贵族。20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金面罩”，是法老图坦卡蒙墓的黄金面罩，前额部分饰有神鹰神和眼镜蛇神，整个黄金面罩上面还镶嵌各类宝石以及彩色玻璃等。其中希腊的黄金面罩距今3500年，略早于郑州商城的黄金面罩。

　　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早于商代的黄金制品，而中国境内发现的商代以前的黄金制品主要分布在西北和长城以北地区。已知经科学检测年代最早者为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一件金银合金耳环，此外还有甘肃四坝文化火烧沟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金鼻饮和金耳环、齐家文化磨沟遗址发现的金饰片和金耳环等，位置越靠西，遗址年代越早。因此，中国古代使用黄金的习俗很可能最早是从西北地区开始的，当是受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而后一路向东南地区传播。

　　使用黄金的习俗至迟在早商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并被商王朝所吸收、改造。与西北地区发现的鼻饮、耳环相比，中原地区早商时期的黄金制品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以郑州商城发现的夔龙纹金箔为代表，其锻打工艺十分先进。此外，商人对黄金价值的发掘具有本土化特征。商是一个高度重视等级秩序的社会，青铜礼器是重要的标志物。黄金在传入中原地区后，其耀眼的色泽很快受到人们的青睐，为商代上层人士接受，并很快被纳入商王朝的礼仪文化中。

　　总之，在与中亚、西亚等多种文明交流的过程中，黄金的使用从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传播到黄河、长江流域，进而被华夏文明吸收再造，赋予了“尊贵重礼”的特质，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金文化。有证据表明，在华夏文明向周边地区辐射的过程中，黄金文化又被远播到西南、岭南等地区，并融入当地的土著文化中。因此，黄金文化是中华文明不断融合其他文明成果的生动反映，是东西文明交流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见证，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原地处四方辐辏的中心，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熔炉，这在早商文明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以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为核心的早商文明一方面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营养，另一方面也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广播自身的文化。而具有华夏文明特色的黄金文化的形成，正是早商文明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最好例证。郑州是早商文明的核心分布区，郑州商城、小双桥等大型都邑遗址，青铜和黄金等冶炼技术，郑州商城甲骨文，以及小双桥遗址朱书文字等发现，无不表明其时的社会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在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