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因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成为了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圣殿。不仅如此，在藏经洞发现的几万卷遗书，使得敦煌学应运而生，让敦煌更显“光芒万丈”。但如果把岁月的时针往回拨转，了解敦煌真正的伟大，就不得不从散落于2000多年前边关驿置、长城烽燧的一枚枚简牍中寻找答案。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西域历史的清晰脉络皆书写于简牍之上。

　　沉睡汉简重见天日

　　广义范畴上的敦煌汉简，指21世纪以前在敦煌马圈湾、悬泉置等地出土的全部汉简。这些汉简涉及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军事塞防、邮驿交通、历史地理等各方面，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还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1907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以北汉长城烽燧遗址掘获708枚汉简（若把简牍残片算在内，此次所获汉简实为3000枚）。这是沉睡上千年后敦煌汉简首次进入世人眼中，马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斯坦因将所获汉简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进行整理，沙畹在1913年公布了700多枚汉简释文。罗振玉和王国维看到此书后，于1914年合著《流沙坠简》，对斯坦因在中国掘获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作了释文与考证。

　　1913—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瓜州、酒泉等地的汉长城烽燧遗址再次掘获189枚汉简。斯坦因两次所获汉简，现均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进入21世纪，斯坦因未刊的2300多枚汉简，在郭锋、汪涛、吴芳思等中英学者共同努力下，终于在2007年交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公布。

　　敦煌汉简的第三次亮相则是在1944年，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鼐和阎文儒两位先生在敦煌小方盘城以东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49枚汉简。1948年，夏鼐发表《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公布了简影和释文。1953年，阎文儒出版《河西考古杂记》，重点介绍了这批汉简的出土情况。

　　1979年，考古人员在敦煌汉代烽燧马圈湾遗址发现1217枚汉简，内容涉及诏书、奏记、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历谱、术数、医药、契券等。据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纪年简可知，其时代大致为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至王莽地皇二年（21年）。这批汉简的出土，为探索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材料。

　　1990年至1992年，最大量的敦煌汉简出土于悬泉置遗址。该遗址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共出土有字汉简23000枚，其中经过整理编号者17916枚，纪年简2086枚，占全部简文的11.6%，纪年时间最早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其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术数、医方、典籍、书信等，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等各方面。这批汉简中尤以邮驿、西域史料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最具特色，是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最珍贵的文献之一。

　　经略西域的珍贵记录

　　丝绸之路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敦煌汉简数量庞大、批次众多、内容翔实，详细记载了西汉敦煌郡的历史沿革和丝绸之路上的重大历史故事。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不仅是汉朝经营西域、抗击匈奴的重要军事基地，还是通往西域乃至中亚的重要门户。敦煌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西域人途经敦煌前往长安的珍贵记录，涉及的国家有大宛、莎车、疏勒、乌孙、龟兹、乌垒、楼兰、小宛、精绝、于阗、皮山、康居、条支、折垣（乌弋山离）、祭越（西夜国）等30多个。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日逐王遣使至渠犁，向卫司马郑吉表示愿意率众归降。郑吉尽发渠犁屯田军与龟兹国人马前往迎接，日逐王率众一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王来归，郑吉将其安置在河曲（今青海），汉宣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留居长安。“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悬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三食、食三升……”此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为广至县发往悬泉置的谷簿，记录了悬泉厩佐送迎日逐王路过广至时提供膳食的准确账单。同年，西汉置西域都护府，郑吉为西域都护，治乌垒城。

　　龟兹北邻乌孙，南依精绝，为汉代西域大国，人口仅次于乌孙和大宛。龟兹王绛宾出于对汉朝政治制度、文化典籍的向往，遣使者先后两次前往乌孙向解忧公主之女求婚，解忧公主从大局出发，最终同意了两人的婚事。据《汉书·西域传》载，两人数次经敦煌前往长安入朝觐见。汉简中有记录：“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一传，大县异传舍如式，龟兹王夫人舍次使者传，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阁内共上四卧，皆张帷床内□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吏二人道。”该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记载了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悬泉置接待龟兹王夫妇的盛况，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汉与龟兹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

　　书写东西方交流

　　中外交流朝贡贸易不仅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还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媒介。甘肃简牍博物馆藏《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率使团来汉朝贡，所献骆驼被酒泉太守评估为劣等，杨伯刀等人向朝廷申诉的事件。汉朝负责外事的“主客谏大夫”下文敦煌太守，敦煌太守发文效谷县，效谷县又发文悬泉置，要求核实具体情况并上报。康居是中亚大国，不隶属西域都护管辖。该册书的出土，为研究汉朝和康居等中亚国家的朝贡贸易提供了珍贵史料。西域的苜蓿、菠菜、胡瓜、胡蒜、葡萄、扁桃、西瓜、胡椒等物种，也伴随朝贡贸易传入中原。汉简中出现了“十八买韭六束十二买目宿食马”。“目宿”，即苜蓿，《汉书·西域传》，“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 是汉代从中亚传入的物种。

　　外来移民群体迁入后，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设施，建造房屋和城池，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为敦煌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帛二斤□小麦五斛、出丝絮八斤□粟八斛二斗亖月甲申少、内啬夫岑付擅利里张仪、橐絮十一斤□小麦六斛”，该简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是少内啬夫岑与擅利里张仪的交易记录，少内啬夫岑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购得张仪粮食，丝织品充当等价物，属于公家和私人之间的商业贸易。

　　佛教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传入敦煌，与敦煌本地文化相互融合，然后向东传入中原。“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此简是敦煌浮屠简，简文内容类似请柬，短短24字，简洁明了地交代了聚会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路线，其中“少酒薄乐”是请人赴宴的客套语，“弟子”为佛教语，“再拜请”是汉代书信简惯用语，“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赴宴的地点与路线，是目前发现最早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出土文献资料。

　　塞防邮驿保障丝路畅通

　　据敦煌汉简记载，汉代西北边塞军事塞防体系，以令居（今甘肃永登）为起点，沿河西走廊至敦煌以西罗布泊，东西长达1000多千米，辅之以严格的烽燧制度、天田制度和考课制度。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不仅能有效防止匈奴骑兵的侵扰，还扩大了长安西北部的战略纵深，为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提供了切实保障。“建昭三年七月乙卯朔丁巳、敦煌大守强长史渊丞敞、告守部司马千人司马丞假司马千人谓县诏书候者数言有虏兵气其惊逢火远候望察动静谨推辟、己前下方秋旁”，该简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是公元前36年8月18日敦煌太守府向所辖各部传达皇帝诏书附件，要求“惊逢火、远候望、察动静、谨推辟”的下行文书。

　　西汉继承了秦朝的邮驿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载，“十里置一邮……北地、上、陇西，卅里一邮；地险狭不可邮者，得进退就便处”，规定了汉代邮驿机构距离、邮人职责和邮书传递方式。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朝政令自上而下高效率传达。出土的敦煌汉简，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

　　悬泉置遗址出土一枚里程简，详细记载了汉代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等地沿途各县驿置道里，恰与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出土的从长安到河西的《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至敦煌的丝绸之路东段路线，保障了丝绸之路长距离人员往来的饮食、住宿和安全。正因为大量敦煌汉简记载了汉代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邮驿制度，见证了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的保障，所以，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