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否良好，从个体的角度上，影响着医疗行为能否顺利进行；从集体的角度上，影响着医院的名誉与患者群体的身心健康。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就通过对全国共计4.46万家医疗机构及14.62万医师进行大样本调查发现，有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202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社会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的《医师调查报告》显示：65.40% 的医师“感到公众有误解，舆论压力大”，64.61% 的医师“感到医护人员合法权利难以保障”……可见，要改善我国的医患关系环境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努力形成合力。

　　改善医患关系需更多沟通和理解

　　第一，医师群体沟通不到位。首先，部分医师群体的工作强度较大且面临多方面压力。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医疗健康意识都有所提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医师压力的增大。据《医师调查报告》统计，受调查医师平均每天出诊时间约为 7.77 小时、科研时间约为 1.47 小时，每周平均工作约 5.77 天，工作强度极高。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部分医师可能会表现出缺乏耐心、急躁的态度，难以实现与患者的良性互动。其次，部分医师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保护意识。在2020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之前，旧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疗纠纷滥诉，倒逼医疗机构和医师进行“防御性医疗”，在诊疗过程中开具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项目、回避收治高危患者、选择保守的治疗方法等。再次，医疗技术异化导致医务人员的主体性地位被不断弱化。由于人们对医疗技术的推崇逐渐超过对医生的重视，医院的竞争力也转变成对高新设备的竞争，医生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地位不断被弱化，这导致医生在实际的诊疗活动中难以发挥创造性，甚至对主观诊断丧失信心，从而导致部分医疗干预失败。最后，部分医师的技术水平有限。不可否认，目前部分地区的医疗水平的确落后，部分医师缺乏临床经验，以致出现漏诊、误诊或开药不当等情况，这也直接引发了部分医疗纠纷。

　　第二，患者理解不足。首先，部分患者期望过高。部分患者对其疾病的确诊率、治愈率存在错误认知，没有认识到现代医学的局限性，认为医生只要尽职尽责，就一定能诊断或治愈某种疾病，这导致部分患者将“风险责任”转化为“医师责任”。这种迁怒现象也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其次，部分患者不愿与医生进行充分沟通。《医师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的医师当中只有不到半数的医生认为患者“经常”或“几乎总是”提供诊疗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并遵循其所提供的治疗计划。部分患者不愿意向医师提供精神情况、经济状况、医保类型、社会背景、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信息，这也导致医师无法向其提供最为合适的诊疗方案而被误解为“不近情理”。再次，医疗技术导致患者丧失自主性。理论上，患者应当参与医生的治疗决策，但由于多数患者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全面理解最新的医疗科技，在现实的医疗活动中，难以真正行使选择权。尤其是在患者适用新特药品和高科技医疗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知情同意”显得更加困难。最后，部分患者会寻求其他非正式的治疗意见。如网络问诊、民间中医、亲友经验、医疗偏方、江湖郎中等。但这部分意见对于经历了多年医学训练和专业培养的医师群体而言，参考价值并不高，且“寻找其他意见”本身也可能有损医师群体的职业信心。这些现象加重了医患隔阂，也影响了医患双方的信任关系。

　　第三，外部环境的支持不够。首先，市场化环境下医患双方的心理建设匮乏。医师群体方面，普遍感到“与自身的付出相比，当前的医疗收费水平太低”；患者方面，又认为市场机制下医师群体“医德医风差，缺乏耐心和同情心，责任心不强，服务态度不好”。其次，部分地区仍存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着很大差距，医疗资源配置东部高于西部，城市优于农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数量及质量远远高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这也导致大量患者涌入发达地区、城市医疗机构，造成医师压力大及“患者歧视”现象。最后，医院管理层面无法有效处理医患纠纷。部分医患纠纷其实并未涉及医疗事故，这也意味着并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患者会发现：除向医疗卫生主管部门投诉之外，似乎医院内部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和矛盾化解渠道。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纠纷“私人化”“隐蔽化”“舆论化”，增加了发现医患纠纷的难度，也扩大了医患纠纷的影响力。

　　改善医患关系需多方参与

　　第一，解决医师群体沟通不到位的问题。首先，应尽量减轻医师的工作压力。改善医师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减轻工作压力，鼓励医师参与科研并提供更多的科研时间，为其与患者沟通提供背景支持。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医疗纠纷滥诉，建立公正、高效的调解机制。这样做不仅能降低医师的自我保护意识，还能让医患之间更好地沟通和理解。对于医疗纠纷，应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并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避免以讹传讹。再次，重视医师群体自身意见的作用，鼓励医师在智能化、自动化和机械化的医疗科技之外，综合运用主观判断进行个性化治疗，发挥救死扶伤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加强医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高技术水平，积累临床经验，在医疗过程中注重诊疗质量和患者安全。

　　第二，提高患者的医疗素养。首先，可通过科普、诊前告知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患者教育宣传，普及医学知识和医疗风险意识。帮助患者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鼓励患者树立正确的治疗预期。其次，建立健全的患者沟通机制，鼓励患者与医生充分沟通，提供全面的病史和信息。再次，患者应当纠正盲目崇拜“最新”“最高效”医疗方法的心理，并对自身病症进行一定的了解、学习，在真正理解相应技术及风险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知情同意”。最后，加强对非正式治疗意见的引导和规范，增进患者对医师的信任，并规避寻求非正规治疗方法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增加医患双方的外部环境支持。首先，应当完善医疗市场化机制，合理确定医疗收费水平，保障医务人员的合理收入，提高医师的职业满意度。可以通过发挥传统医患关系优良经验的方式，对市场化医疗环境作一些补充，如以“存仁心、通儒道、莫妒忌、勿重利”规范医生、以“肯服药、宜早治、戒恼怒、息妄想、莫信邪”规范患方等，以人文价值重塑医生职业的崇高与患者的基本信任。其次，加强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性，积极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减少医疗资源的地区差距。最后，健全医院管理机制，优化医患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建立有效的内部矛盾化解和舆论引导机制，提高医院内部对医患纠纷的处理能力和效率，以减少外部环境对医患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种种因素的影响、转型发展的潮流之下，医患关系经受着严峻的挑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医师群体的沟通问题、患者理解不足以及外部环境的支持不足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医患关系的改革，从医师群体、患者群体以及外部环境的角度入手采取系统性、长期性的措施，找回医疗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重塑针对医疗的价值观念，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如此，才能造福广大患者和医务人员，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医患生态系统，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