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遗存早在20世纪初就已被发现，其主体分布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地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代表性考古学文化，距今年代约6500—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地区之间交流日益密切，包括生产技术、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出现过以彩陶扩张和玉礼器传播为标志的大范围文化整合过程。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格局形成期的仰韶文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正在散发着蓬勃的影响力，红山文化的南端跨过燕山，与仰韶文化遥相呼应，将自身的农耕与渔猎交融的色彩融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之中。

　　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从晋南和豫西、关中地区向外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文化共同体，其核心内容是多元一体。这种主要以彩陶为共同特征的文化共同体，南方以庙底沟文化为核心，北方则以红山文化为代表。

　　从红山文化的内涵、性质、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看，红山文化是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元，是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初步形成的重要标识。红山文化的彩陶器、“尚玉”及“崇龙”习俗、宗教祭祀等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这些文化及意识形态与中原等地存在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动力。史前各区域文化的密切联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与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并不逊色和落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对红山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揭示出红山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对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

　　彩陶器

■红山文化玉龙 作者/供图

　　红山文化发展经历了大约1500年，一般可分为从早到晚三期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早期，彩陶器无论颜色、纹样及施纹风格，均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有较密切的关联。红山文化早期彩陶来源于后冈一期文化的中期和晚期，有红、黑两色彩陶，单独使用，图案照搬后冈一期文化的短平行竖线、平行斜线、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纹、宽带纹等。

　　红山文化中期彩陶图案吸收了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中的弧边三角纹、窝纹，在此基础上再行创新，形成了新的组合彩陶图案。鳞纹彩陶是红山文化中期的独创。中期彩陶，除见到与庙底沟文化大致相同的旋纹，也有一些表现自身特点的旋纹，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等遗址发现一种重行排列的卷勾样纹饰，有研究者称之为“三角勾连涡纹”，或称为钩旋纹。钩旋纹是红山文化彩陶最富有特征的纹饰之一。

　　红山文化晚期的勾连纹和磨光黑陶来源于大汶口文化一期，在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发现有勾连纹彩陶图案，绘彩部分较大，空地范围较小。同时，大汶口文化向辽东半岛传播，在小珠山遗址第4、3层出土的勾连纹，为黑彩细线，红地范围较大，与红山文化晚期勾连纹形制相近。红山文化晚期与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联系加强，网格纹、叠错三角纹、棋盘格纹等来源于庙子沟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的鳞纹与玫瑰花相结合的彩陶纹样等揭示了距今约6000年前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庙底沟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苏秉琦曾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对中原和北方这种文化联系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认为，花瓣纹等仰韶文化因素正是从华山脚下开始，经由山西、河北而至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碰撞、聚变的产物”。红山文化发现的彩陶等外来因素，反映了中原地区有部分居民北上迁徙到西辽河流域，但土著文化因素仍占主要地位，如之字纹筒形罐和斜口器等是土著文化典型特征。到了以辽宁凌源牛河梁主体遗存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已经开始反向对仰韶文化产生较大影响。

　　史前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影响是相互的、双向的，红山文化彩陶也对仰韶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类似彩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很少发现，但它却是红山文化彩陶流行的图案，应是直接由红山文化引入的题材。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陶器形制和彩陶纹样方面也与红山文化陶器有着较多的相似性。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的彩陶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还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有某种联系。所以，这种文化因素的关联性印证了中国北方东西部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这种彩陶元素的交流，是艺术交流，也是信仰互渗，是文化认同与趋同的表现。

　　“尚玉”及“崇龙”习俗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 作者/供图

　　根据现有资料，中国的尚玉习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时代开始的这种崇玉尚玉习俗，经由几千年的发展，孕育而成一种内涵意蕴丰富的文化，渗透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深处，蔓延和扩展至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

　　红山文化玉器在承继兴隆洼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达到了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玉器数量、种类题材明显增多。除中原地区常见的璧环类玉器外，红山文化还有丰富的动物形玉器，如龙、虎、龟和鸟、鸮、鱼、蝉以及其他具有专门或特殊用途的玉器，如马蹄箍形器、勾云玉佩等。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先进，雕琢工艺精湛、高超，非专业人员难以做到，社会寓意深刻、丰富，功能多样，使用也很普遍。可以说，红山文化玉器在技术、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陶寺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中，最直接的就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与红山文化玉龙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玉勾形器则是由红山文化流传下来的。商代安阳殷墟出土的双连玉龟壳、妇好墓出土的简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出土的勾云形玉器都与红山文化相同，这是红山玉影响商周玉的重要例证。

　　红山文化特色玉器向北传播至东北地区，向南经海岱地区，影响至江淮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凌家滩遗址中出现了与红山文化造型相似但质料和工艺不同的玉器，包括双联璧、圆角方形璧、箍形饰、Y形器等，采用当地原料和制作技术生产的与红山文化相同造型的器物，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器物所附着的社会意义的认同和接纳。整合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红山式玉器、用玉制度，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对外影响方式与其自身社会发展和扩张相似，更多采用了平等的交流方式，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主。

　　“崇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龙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代表多元文化的融合。多种动物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不断的艺术加工、提炼，演变到商朝最终定型，成为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以后历代龙的本体。中国的崇龙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考古发现的史前崇龙遗迹和遗物，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题材与造型也最为丰富。可以断定，燕北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红山文化时期，尤其是晚期阶段，燕北西辽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龙形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玉龙、石龙。其中，“猪首龙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的实物之一。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构成最清晰、功能较明确的玉龙，在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玉龙。该玉龙猪首蛇身，琢制精细，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玉龙。红山文化各种形制的玉龙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经高度规范，无论是在总的形象特征还是细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龙的形状、龙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初步定型，崇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俗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产生了长期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研究，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的龙纹有联系。

　　宗教与祭祀

　　红山文化有发达的旱作农业、先进的手工业、统一的原始宗教信仰，处于中国北方史前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红山文化发现的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以及燎祭遗迹等，反映了红山文化已不仅仅处于一般的原始聚落阶段，而是进入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牛河梁遗址群“女神庙”表现为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遗址内供奉有主神、群神及附属的动物偶像，墙壁彩绘等。郭大顺对此有过论述：“女神庙的结构、布局已具宗庙雏形。”“女神庙的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复杂结构和布局，其规模和等级都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相比，而是已开后世殿堂和宗庙布局的先河。”牛河梁遗址每个冢群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和祭祀活动，但女神庙则是更大范围的群体举行祭祀的公共场所，具有共祖性质，女神庙内供奉的神像具有围绕主神的多神崇拜内容。牛河梁遗址可能是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应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聚落中心。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的祭坛平面呈圆形，分内中外三层。由外向内逐步升高，整个祭坛呈三重圆坛形。红山文化的三重圆形祭坛与后代用于祭天的天坛的结构不乏相似之处，即同为三重圆坛，由外向内逐渐升高。对于牛河梁遗址，苏秉琦认为，坛、庙、冢是配套的，应该近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与十三陵。王巍也认为，红山文化的圆形祭坛的形制和结构是我国同类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及祭祀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气势壮观。牛河梁11处积石冢群都各自处于一个独立的山岗之上，各自代表一个社会群体。11处积石冢群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差异，存在主次之分。积石冢同一冢群内存在中心墓、台阶式墓、甲类砌石墓和乙类砌石墓四个等级的墓葬等级分化。冢坛结合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重要特点，冢上置坛，说明积石冢不仅为墓穴，同时还兼有祭祀的功能。积石冢中除石棺内陪葬有玉器外，在积石冢周围还有许多筒形彩绘陶器，这些彩绘筒形器应是作为祭器摆在那里。积石冢在红山文化晚期大量存在并形成埋葬制度，表明红山人对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创新性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以积石冢的物化载体形式呈现出来。

　　牛河梁第一地点台基建筑群上发现了燎祭遗迹，不同位置的燎祭遗迹中发现了不同的陶器、石器、玉料、兽骨、坚果的组合，发现了埋有器物的祭祀坑等。这些发现与《周礼》《礼记》等文献中记载的“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祼享先王”等礼仪制度相近。而燎祭遗迹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则诠释了文献中所言的祭祀等级规定，显示出牛河梁遗址已出现了较为完备的祭祀礼仪体系和相关的礼制。

　　除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湖南的高庙遗址、安徽的凌家滩等遗址，都发现低地“天梯”类和山巅“圜丘”类大型祭祀遗存，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先民就已经有了比较复杂的宇宙观、明确的宗教祭祀行为，并在此后传承、交融和发展，延续至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汉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礼制，敬天地、祭祖先、尚君权是其基本内容，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因素和标志的“礼”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宗教与祭祀。红山文化基于祭祀礼仪体系的礼制是后世文献记载的礼制与礼仪活动体系的雏形，其宗教和祭祀行为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基因之一。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