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山门口公社（今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办）北沈家桥村的杨东峰在村西平整土地时，无意中用铁锨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属疙瘩。当他把外面的泥土弄掉之后，发现是一件动物形状的铜质器物，有头有尾有腿，样子像猫又像虎。于是，杨东峰就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带回了家，想拿去当废铜卖。但废品收购站的人说这东西太轻，值不了几个钱。杨东峰只好把它拿回家，随手扔在自家院中。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只“铜老虎”整天被孩子们拿来做游戏。

　　这个小铜块被孩子们玩得时间长了，上面的泥土渐渐脱落，可以看出这是一只老虎的形象。后来，杨东峰发现“铜老虎”身体上渐渐露出了金黄色的文字。杨东峰想弄清楚这个东西的来历，就揣着这件神秘器物来到西安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的人员无法鉴别这个器物，就让他到博物馆看看。

　　1978年11月30日，杨东峰来到了陕西省博物馆（今陕西历史博物馆），考古专家戴应新接待了他。戴应新仔细研究了“铜老虎”身上的铭文后认为，这是一枚战国时代的虎符，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稀世珍宝。

　　这件虎符为左半符，虎作走形。根据其出土地名称，专家将其命名为“杜虎符”。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有槽。虎身有错金铭文9行40字，做法是先镂刻阴文，再将金丝嵌入阴文之内，平整后打磨光亮，虽历经两千多年，仍光彩熠熠。字体大多为小篆，规整挺秀。

　　铭文大意为：这个兵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是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验证无误，才能调兵行动。但如果遇到点燃烽火紧急情况，可以不必会合兵符，即可行动。

　　从铭文看，这件虎符被掌握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杜，即周代的杜伯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成为秦国的杜县，在距虎符出土地北沈家桥村约两公里处，如今还有“杜城村”村名。杜虎符出土地名为“南关道”，是北高南低高约两米的缓坡，符出土于坡坎半腰，距地表30厘米，当时地面上还散落着不少秦汉绳纹瓦及陶容器碎片。

　　杜虎符被发现的信息于1979年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罗福颐等专家提出质疑，认为杜虎符系伪作。为此，戴应新专程到出土现场作了详细调查，找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专门撰文回答了有关学者的质疑。陈尊祥也撰文对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中的几点论据进行了反驳。

　　关于杜虎符的铸造年代，马非百认为惠文王更元是称王的结果，而此前的十三年皆称君，杜虎符铸于此间；陈直认为，符上的“君”为始皇弟长安君成蟜，此符当为始皇八年以前之物，与新郪符时代相当；朱捷元认为在秦惠文君称君的十三年间，即公元前337年至前325 年；胡顺利认为在惠文君称王前的十二年内；曾维华认为杜虎符铸造年代的下限在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即公元前325 年四月戊午日为妥。2018年，《国家宝藏》栏目对杜虎符进行了重点介绍，使杜虎符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青铜国宝。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战国至秦汉年间盛行虎符，地下出土和文献记载颇多。虎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兵遣将的信用物，多为伏虎形。《史记·孝文本纪》载：“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张晏云：“符以代古之理璋，从简易也。铜，取其同心也。”

　　虎符最初用青铜制成，从汉开始至隋代以前，则为铜质，骑于中缝，只有合符后，文字才可通读。后来，兵符的形状有所变化，不再是老虎形状，而是改为麒麟的形状，唐代则改用鱼符或兔符，后又变为龟符。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代则用虎头牌，明清时逐渐演变成令牌。至此，动物形状的兵符退出了历史舞台。

　　虎符的收藏和拓本较多，如清代张燕昌《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卷》录乐安王、临袁侯符各一枚；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录张掖虎符、晋城邑虎符各一枚；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录有汉广阳虎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录南郡铜虎符、新莽武亭连率虎符各一枚；翁大年《古代兵符考略残稿》录汉上党守虎符、汉东莱太守虎符、汉酒泉太守铜虎符各一枚；施蛰存《北山集古录》录汉上郡太守虎符一枚；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录有汉桂阳太守虎符、汉常山太守虎符、汉张掖太守虎符、汉渔阳太守虎符、汉长沙太守虎符、汉东莱太守虎符、汉广阳虎符，及新莽厌戎郡虎符、河平郡虎符、敦德郡虎符等；王国维《观堂集林》录有秦阳陵虎符、秦新郪虎符；马衡《北魏虎符跋》列有八件，可惜未见实物图形。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也发现了不少秦汉时期的虎符，如秦金虎符、汉杜阳虎符、汉齐郡太守虎符、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西汉鲁王虎符等。

　　（杨曙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