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原指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颜师古云：“款，刻也；识，记也。”在印章中，则指由篆刻家刻于印面之外的四个侧边及印石顶部与印文相关的文字、图像等内容。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四月甲申，车驾至自长安。戊子，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这可能是现存有关印章边款的最早记录。汉印中的文字款可见于“司马照私印利”，印侧四周分别刻有“同心”“一意”“长生”“大富”的吉语文字。而“徐征印”四周则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图案。
这种刻于印边的图像或文字，在后世的文人篆刻中也得以体现。由于作为文人篆刻的印章本身具有一定的交流属性，加之所涉及的文人又往往涉足诗文书画等多个领域，所以边款多呈现出图文并茂的形式。富有诗情画意的同时，这又成为了解篆刻家与朋友间交往情况的一面镜子。
关于文人篆刻边款的产生，有人认为始自元代的赵孟睿，但是影响最大的说法则来自清代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陈鸿寿。在“希濂之印”的边款中，他如是说：“制印署款，昉于文何。”这里的文指明代的文彭，何指何震。鉴于文彭、何震亦师亦友的关系，此处讨论印款的产生，便从具有为师身份的文彭入手。
在传为文彭所作的一方“琴罢倚松玩鹤”的印章边款中，记载了作者和荆川先生唐顺之二人的友谊：“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好友相约别业之中，倚松啸傲、抚琴弄鹤，好一派闲情雅致。玩味此印，印文与边款文字互相发明，将文彭、唐顺之两人公务之余的野逸情怀表露无遗。
据周亮工的《印人传》记载，文彭治印初用牙章，并自己篆写文字，再请刻字工匠代为奏刀。直到后来，偶然发现灯光冻石，乃“不复作牙章”。“印之一道，自国博（文彭）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礽遍天下。”由于石质印章较此前印章使用的金、玉、牙、角等材质更易奏刀，为边款的大量创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所以，在文彭的实践推动下，边款创作在文人篆刻中蔚成风气。
当然也有例外，有时由于与受印者相交不深，篆刻家在边款中无话可说，只是简单记述创作的时间、地点、篆刻者与受印者的名字，类似于“物勒工名”；或者是个别篆刻家本身没有刻制边款的习惯而不著一字，无法考察其与受印者的交往情况。但是，在流传下来的文人篆刻边款中，仍有不少记述了他们与受印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为了解篆刻家的交游情况提供了线索。而且，随着边款创作的不断发展，这种线索提供的信息量越来越多。
作为传统文人，篆刻家往往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兼通者也不在少数。所以，在文彭、何震大量地“制印署款”之后，边款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而在文字之外，借鉴图像、绘画的表现形式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西泠八家”中的赵之琛，曾为林云楼刻制朱文印“云楼手集”，两侧有边款。一侧刻制了描绘林云楼编辑印谱情景的《集印图》。图中可见一人于屋内窗下集拓印谱，窗外有疏木数株，摇曳生姿。限于印边尺寸，《集印图》用笔极为简洁，却显得意境幽远。同时，边款经过拓制后的画面线条、书法意趣，呈现出古朴苍茫之意，与绘制的文人画作相较，别有一种风味。
该图边款还附有说明文字：“《集印图》，云楼属，次闲。”另一侧则刻诗二首：“省识朱文又白文，一枝铁笔技偏神。频君妙手抟银艾，紫粉丹砂色最匀。”（原注：君善治印泥）“小山窠石自清奇，何用文窗置鼎彝。闲取印文频展玩，夕阳阑角已潜移。”诗下题“云楼属秋舲题句，次闲录”。
次闲，即赵之琛字。赵之琛工篆刻书画，亦能作诗。林云楼为赵之琛弟子，能制印泥，善拓边款，喜集拓印谱。赵之琛的《补罗迦室印谱》即为林云楼集拓。秋舲，即赵庆熹，浙江仁和人，著有《香销酒醒词》《蘅香馆诗稿》等。结合边款所录赵庆熹的诗作及林云楼的事迹来看，《集印图》或许反映的正是夕阳之下，林云楼为赵之琛集拓印谱之事。显然，赵庆熹对赵之琛的篆刻极为推崇，并对林云楼为赵之琛拓印之事十分熟悉。
在“云楼手集”印中，边款虽然都是赵之琛所刻，却收录了赵庆熹的诗作，反映出篆刻家与受印者的交际情况。与边款初兴之时相比，这一时期的文人篆刻于边款中加入绘画元素和他人的作品，更为清晰直观地再现了篆刻家与友人的交际情形。同时，绘画与诗文的结合，取得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效果。
在篆刻家将自身或他人的诗文、绘画刻制入款之外，更有同一方印章边款由不同的篆刻家及其他艺术家合作完成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印章边款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便“更上一层楼”了。如近代篆刻名家吴昌硕与胡
、吴伯滔、沈伯云交往甚密，在吴昌硕为沈伯云刻的朱文“松隐盦”印中，就同时再现了他们四人之间交往的情景。
在这方印中，印面文字“松隐盦”为吴昌硕所刻，属于典型的吴昌硕篆书风格。边款共五面，其中四面款分别为篆书、草书、正楷、行楷，分别为吴昌硕、胡
刻制；另一面为“松隐盦佛造像”，出自著名画家吴伯滔手笔，吴昌硕据以刻石。所以，刘江曾称此印“乃书、画、印三结合”。实际上，此印的边款中还记有沈伯云、胡
二人所作三言、五言诗，属于诗、书、画、印的“四重奏”。
沈伯云所作为“松隐下，佛火青。我所思，阅金经”，似是为“松隐盦造像”作相关阐释。胡
作诗共三首，乃身为印人的胡
自己刻就，款云：“吴君仓石，余金石友也。为伯云道兄制石佛，并治松隐盦印。致语补空一面，以合苔契。爰附旧句于左。”吴君仓石即吴昌硕。这段文字说明，胡
补款乃是受吴昌硕之邀而作，诗云：“瘦损沈腰支，孤吟兀坐时。夜深人语寂，天半舞蛟螭。”“风雨十年后，蓬蒿三径间。东田闭户处，岁莫不知还。”“落叶绕门前，寒灯明屋里。涛声天外来，卧龙呼惊起。”诗中营造了一种孤苦寒冷的蓬门暗夜景象，与沈伯云诗所描绘的青灯古佛意境极为相称，可谓诗情与画意的完美交融。
总之，文人篆刻中的部分边款创作，由于诗文、书画等元素的加入，具有了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美学特征。同时，作为对当时交游的客观记载，它又成为后人了解篆刻家“朋友圈”的重要线索，值得深入发掘。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