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了继续前几年有关问题的讨论之外,在探讨重点、理论推进等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从而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谋求新发展的某种可能性。
一、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的高度把握实践标准
1998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20周年。为了纪念这场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召开了各种不同规模的理论讨论会、学术座谈会。在《哲学研究》编辑部于1998年4月20日召集的学术座谈会上,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必须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从历史观的高度把握真理标准问题;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本身就已表明,围绕这一问题,不仅是不同真理观的较量,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锋,只不过在当时人们并未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正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而只有科学的、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价值观才能不折不扣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思想路线不仅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价值观问题,只有把价值观和真理观真正统一起来,才能彻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清算,单从认识方面总结是不够的,还要从价值观上认真探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收获,其意义不仅在于深化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世纪之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将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大家感到,1978年那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思想解放来扫除横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途上的思想和政治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所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从学理上分析,正是这场讨论使人们有可能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对待,进而使人们认识到:不但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在当时,受研究视野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哲学界基本上把真理标准问题理解为认识论问题,从价值观进而从历史观视野研究真理标准问题未曾展开,虽然实质上,在当时的大讨论过程中,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价值观分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相当尖锐的。
有的学者指出,真理观与价值观应当统一起来,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常常不能统一。人们的实践需要真理性的认识,使自己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实事求是)。但人们的行动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益和需要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使人在一定场合下有可能对真理视而不见,导致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背离。20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真理标准问题就应看到真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很不容易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于:必须坚持从实践出发与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内在一致性,把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价值的追求结合起来,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高度统一。
还有的学者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阐发了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显著的重大特色就在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恢复并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邓小平理论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选择,从而把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在动态实践的基础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本身应作何种理解才能真正达到应有的全面性、科学性和深刻性?有的学者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区别而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泛指经验层面上的一般感性活动,而是指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辐辏的历史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论问题已被置于历史观统摄之下,并与价值观问题紧密相联。从实践观的这种定位出发,有学者进而对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之所以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原因就在于离开社会实践,把认识对象理解为纯粹的、本然的自在之物,使认识的真理性只能通过还原为经验直观,以寻找主客体之间的相似性,因而在学理上最终无法摆脱狭隘经验主义的困境。而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能途径是从主客关系的相互确证出发,把进入实践领域的客体看作既是客观给定的,又是主观设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化尝试
在1998、1999年出版的各类哲学著作中,就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而言,三本出自中国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学术专著的相继面世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孙正聿的《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康的《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在于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在“绪论”或“导言”中涉及的有关“元哲学”或“哲学学”即哲学观方面的问题单列出来予以专门的考察,并力图在总结全部哲学史有关这方面的思维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哲学观的独特理解。而后一本著作则响亮地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强调对马克思的原始文本进行历史考证性解读的重要性,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内在精神的重大意义。由于这三本著作均不约而同地举起了个性化研究的旗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特别是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颠覆性挑战,因而,这三本著作在世纪末中国哲学界的“出笼”,应该可以算作一个“事件”。
《哲学通论》系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但显然与一般的哲学教材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行文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哲学本身”的“通论”性学术专著。该书以哲学史(主要是西方哲学史)和当代哲学为宏阔背景,以“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和提升理论境界”为出发点,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该书最富独创性的内容在于提出“哲学的自我理解”并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是全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围绕这一思想,作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阐发:(1)哲学是对智慧本身的持久而热烈的追求。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2)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它与常识、科学等人类把握世界其他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3)从思维方式上说,哲学思维的首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反思”,哲学反思,就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思考。据此,作者批评了传统哲学教科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4)哲学反思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哲学的批判性反思的对象不只是作为思想内容的思想,而且包括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后者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哲学反思的真实对象,因而哲学反思具有“前提批判的性质”。通过上述分析,作者显然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真正的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思想解放的锐利武器。该书以其强烈的思辨色彩和鲜明的个人化表述风格在90年代末的哲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并一举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哲学研究方法论》则从探讨“元哲学问题”入手,回溯哲学思维方式的系统发生,从方法论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探析深化分支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提出和探寻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所谓“元哲学问题”,与《哲学通论》的理解基本一致,即“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内容大致包括:哲学的性质、特点、功能等诸如此类。与《哲学通论》有所不同,本书作者提出了建构“哲学形态学”的思路与方法,强调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建构的重要性,并且更加明确地钟情于“个性化的哲学研究道路”。所谓哲学形态学,在作者看来,就是关于哲学形态问题的哲学学说,它以哲学形态为对象,探索哲学形态的系统发生、历史演进、内部构成、外部条件、现代特点等等,简单地说就是哲学反思自身形态的内在发生、外在条件、历史发展和现实结构的理论。哲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出现过不同的哲学形态,如本体论形态,认识论形态,主体论形态,实践论形态,人本论形态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从系统性、辩证性、发展性、整体性的角度研究哲学形态的发生、发展历程,有助于揭示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探寻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
如果说《哲学通论》的作者的“强项”在于对辩证法的研究,《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作者的“强项”在于对认识论特别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那么,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无疑表明了两位作者在保持其原有理论研究“强项”的前提下新的思考和突破,但这两本书几乎都对历史观问题语焉不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莫大的“遗憾”,或许,历史观问题未进入两位作者的思考视野,或许,虽曾进入了思考语境但又感到难以有“新话”要说?
《回到马克思》与前两部著作相比,虽然内容涉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通常要关注的主题“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如何实现的?其革命性意义究竟何在?”但由于它明确地喊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而且其副标题“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已昭示出某种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哲学史著作的旨趣。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解读模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被认为主要是两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谓“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谓“合理内核”),作者认为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简单和片面的,客观上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在低水平重复的困境中徘徊。该书在国内第一次真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2版(MEGA2)摘录笔记和手稿的最新文献,在哲学研究领域首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完整内在历史语境出发,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的动态历史原像。作者的学术创新在于,首次运用全新的解读方法确认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社会现象学,以及建立在扬弃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域,特别是第一次指认出马克思在最后的经济学科学探索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哲学批判话语。在作者看来,撇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解读,不能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对当下的经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批判性研究,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所赖以实现的前提、过程和意义。事实上,构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前提或来源的并不是费尔巴哈等人所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而古典经济学家尽管在哲学世界观上相当复杂,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对研究对象——社会经济生活的尊重使得他们在对社会生活问题的看法上带有更多的唯物主义色彩。这种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义不同,作者冠以“社会唯物主义”的名称,此种“社会唯物主义”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而在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动态的历史的批判性研究,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早在90年代初,学术界就有人借用新儒家的术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问题,而《回到马克思》一书在90年代末的出版,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提供了一个未必人人都赞成但却极具启示意义的样板。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即通常历史分期中所说的近代,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不断开放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这就使它有别于那些学院式的封闭性的体系化哲学。即使是在人类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具活力的思想或学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何在?
刘放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表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或曲解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最常见、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近代,但由于它的革命性变革使它已经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而具有当代意义。他认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对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之处。当然,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有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俞吾金则强调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再反思的必要性,认为由于受传统见解的影响,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误导,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对德国哲学遗产的继承,而忽视了马克思哲学对非德国哲学遗产等的继承关系;由于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伟大性,以至于把它与整个西方哲学简单对立起来。他认为,产生上述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辩证的思维。马克思哲学既继承了整个西方哲学的遗产,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传统的,但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合理的因素,马克思哲学既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的基础,又体现出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性。
吴晓明认为,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甚至普列汉诺夫不遗余力地推进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过程,即把马克思哲学定位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 (“经济决定论”是其鲜明口号)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被遮蔽的;当罗素等人把共产主义解释为“宗教因素”的时候,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以类似的方式也是被遮蔽的。这就是说,在思想史上,一种长期占居统治地位的解释框架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放在近代知识论或知性科学的背景下来观照的。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恰恰是在当代西方哲学背景下,借助于现实生活的当代意义的充分的自我肯定而获得了某种“重新发现”的估价: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可以被归结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由于“黑格尔哲学”所意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对它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理性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因此,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的哲学形成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切含义,不能不读《存在与时间》等当代哲学著作,正像不能不读《精神现象学》一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