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

　　来源：《求是》2000年第10期

————————————————————

　　90年代末,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虽然现在尚不是很明显,但将会对我国哲学走向21世纪的发展产生深层的影响。

　　一、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大增强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世纪之交,面对汹涌而来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大家普遍感迷(总604)到,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思维的不丰厚状况,必须着力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大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在我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哲学界一些人认为,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存在的“解经注经”,使哲学变成“迁就眼前事变的工具”的治学方式。哲学诚然有论证、解释、宣传的功能,但绝不能停留于此,哲学绝不能放弃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探索真正充满活力的哲学,应该是批判、探索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勇于探索和直面当代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和难题,将现实问题转化、提升为哲学问题。当前要特别关注和研究这样一些重大的时代课题:一、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21世纪的发展前景。中国成功的改革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二、要深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现象。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就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见。在他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经济全球化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因此,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课题。三、要重视和研究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新影响、新认识,探索并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回答,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二、“热点”转换:从认识论转向历史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50-60年代的“热点”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的“热点”是认识论,那么,进人9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来,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而世纪之交,这种转换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造成这样一种态势的基本原因在于: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改革之初,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繁重而又艰巨。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批判“左”倾思潮的荒谬,为改革开放扫除思想障碍,这在当时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但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消化了历史经验。事实表明,对历史经验的消化,决不只是认识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价值观、历史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确立和完善,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人们的利益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反映并作用于哲学思考和哲学理论形态中,必然使对社会历史观问题的探讨上升为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次,这是新时期我国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新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端的。以这场大讨论为契机,一些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导致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宽和深化。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交往活动作为实践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被提升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同时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而实践的本质正在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分析实践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的不同形式、性质和方式的变化及其规律性。这昭示了对实践范畴进行唯物史观的考察的发展方向。二、深化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主体性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大家感到,仅仅在认识论范围内,人的主体性问题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说明。在不同历史阶段,人的主体性也会有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况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恰恰是被剥夺的、是丧失了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异化现象。因而,研究主体性问题就不能抽象地谈论(即仅仅在人与动物相区别这样一种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如何,更应该客观地揭示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是如何丧失的,如何克服这种“沦丧”状况等。主体性问题研究向历史观的深化,很自然地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的矛盾从而实现二者的统一,这样一个当代唯物史观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提了出来。三、上述问题的探讨要求在哲学价值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虽然,与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一样,价值问题最初也是作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即作为真理的某种特性)提出来的。但进人90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价值论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认识论的视界,提到哲学历史观的高度,因为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归根到底反映了不同历史观的分野。唯物史观,只要不被僵化地理解,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深刻而准确地把握这种统一对于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这是与当代世界范围内哲学研究的转向相契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运动的广泛影响,认识论中心主义一度仍然居于支配地位。风靡当代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近年来成为我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应当承认,“后现代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支配现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间题的解构是颇富挑战性和破坏性的。它实质上是以否定的甚至消极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历史观的问题。当然,“后现代思潮”由于其过于强烈的破坏色彩,重视解构,而轻视建构,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近年来已渐衰弱,其地位已被一种新的思潮—“后殖民”思潮所取代。但它对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遗产还是被继承下来,譬如,1998年s月,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本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上,与会的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等方面的间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变化。

　　三、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承担着庄严的历史责任

　　这是大家在回顾中国哲学50年乃至百年的奋斗历程,展望21世纪世界哲学的发展前景时所达成的最大共识。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已大踏步向我们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回顾20世纪百年的哲学与社会的激荡史,大家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20世纪既有大发展的成功与欢欣,也饱尝了被曲解、误解甚至教条化对待的挫折与痛苦。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面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新变化,面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的深人研究和新的发展,因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崇高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州门所遵循的世界观成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我们回顾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展望21世纪哲学发展前景所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