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我们不能不为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所鼓舞。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已大踏步向我们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自然观、历史观;辩证而又唯物的真理观、价值观;辩证而又唯物的方法论、认识论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从而卓有成效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和60-70年代,教条主义曾经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从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懒汉”作风。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现在回过头来看,1978年我国理论界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解放,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先导,而且也使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大大活跃起来。正是这场讨论使人们有可能打破很长一段时间内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发展似乎是只有少数杰出的领袖人物才有权或有能力染指的事情,多数人只负有宣传、解释和信从“原理”的使命;也正是这场讨论使人们有可能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对待,进而使人们认识到:不但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研究就不能停留于单纯的解读经典文本,而必须是创造性的。创造性的研究,乃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前提。
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发展的过程。站在21世纪的大门槛上,面对当代社会实践的新变化,面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人们不免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研究和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崇高历史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
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重大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殖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 ,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19世纪中期就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见,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见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未曾预料到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而,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何况,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现象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是被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按照这些思想家的说法,支配现代化进程的,或者说,现代性中充盈着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因而,说到底仍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诚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产生的上述思潮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能够使人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人们只要注意到1997年弥漫于东亚的金融危机(还有更早些时候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后来的俄罗斯、巴西金融危机)以及1999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疯狂轰炸与侵略,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因此,即使从某种浪漫的立场看待全球化,将它视为一杯美酒,那也是必须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去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次,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100余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极其广大的地域内得到蓬勃发展,不少国家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20年后发生世界大战,30余年后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50年后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连接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没有成为一具毫无生气的僵尸,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现实的社会主义仍将与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共存共争之中。对于前一方面,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新的说明,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殊不知,这已经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越来越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 ,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根据这些经验,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曾经怎样地遭到扭曲,而如果不改变这种扭曲,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年代,电的应用还只是初见端倪。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创新、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融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科学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技术的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进一步地说,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其可能性上能够造福于地球上的居民;但另一方面,就现实本身而言,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世界的贫富差距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向。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矛盾,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解决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并且又必须与之打交道,另一方面由于原有生产力水平低又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有一个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潮流很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在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曾经有过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和否定这种指导作用的争论。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说出多么深刻的道理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是全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个论断,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的吸取工作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而宣告终结。同时,也应该承认,如果不能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变化中吸取营养,特别是不能及时地回答当代科学技术向人类社会、向哲学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和难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性变化,不能从实践上解决哲学对科学的作用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指导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毋须讳言,以往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能说做得是十分出色的。相反,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原理+例证”这样的吸取方式,似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证实或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诚然,这一方面是存在的),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提出什么新的问题或挑战,从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发展贡献什么积极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贡献什么智慧。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上隔离开来的做法势必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应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无可回避的重大任务,就是及时、准确、深入地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新变化及其由此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新影响、新认识,探索并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然观、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哲学文化流派、思潮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 ,好不热闹。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错误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武库所必不可少的。
回顾20世纪哲学与社会变革的百年激荡史,人们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20世纪既有大发展的成功与欢欣,也饱尝了被曲解、误解甚至教条化对待的挫折与痛苦。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用近代知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中弘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主题和当代意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常见、最值得注意的一种“误解”。今天,是到了消除此类曲解、误解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即通常历史分期中所说的近代,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不断开放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使它有别于那些学院式的封闭性的体系化哲学。即使是在人类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具活力的思想或学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与当代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实践所产生的广泛世界性影响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未在世界哲学舞台上传达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灿烂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