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深刻分析，可发现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是社会符号普遍的有规律性的特质，是社会符号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获得的历史规定性，其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即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由实践的辩证本质即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所规定，是否定性辩证法在符号上的具体表达。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是基于实践、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是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在当代，构建科学的社会符号论，不仅可以推动符号学的发展，而且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社会符号论 历史唯物主义 符号学

　　作者方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编审（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李潇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P4—P25

　　———————————————————————————

　　符号学被认为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最迅猛的显学之一。然而，蔚为大观的符号学文献，林林总总的诸种符号学流派和观点，其中的缺憾也是不容忽视的：除少数思想家如巴尔特、鲍德里亚等人的工作之外，基本都围绕语言问题来展开，语言成了符号学主要的（在不少论者那里甚至成了唯一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泛滥与符号的泛滥同向发展，使得符号学渐趋技术化、专门化和学院化，成了私人化的“话语狂欢”；即使是对社会符号问题的研究，诸如巴尔特关于时装、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分析，鲍德里亚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批判，也由于方法论上的失误，而走向神秘化，从而失却了社会符号论应有的批判力度。

　　对社会符号论的研究，唯物史观不会也不应该缺席。诚然，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并没有系统的关于社会符号论的理论作品，但是，他们基于唯物史观批判地分析社会符号问题的方法论，至今仍具有鲜活而深邃的思想穿透力，系统地梳理并加以光大，不仅对于推动符号学特别是社会符号论的发展大有助益，而且也为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增添新的可能性。

　　一、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

　　商品、货币、资本，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符号。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几大手稿中对这三种符号已经作了科学而透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立场与方法、批判向度与力度是无与伦比的。

　　商品，作为一种符号，既简单又神秘，商品之谜表现在它具有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性质。马克思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任何商品首先是一种有用物，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实质上表示物的为人存在，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存在、自然对象性。从使用价值来看，商品体首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反映了人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就使用价值而言，物的为我关系是直接的，人对自然的关系是澄明的。

　　但是，商品之别于产品（还未取得商品形态的劳动产品），并不在于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把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和社会的需要，这就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要使交换能够达成，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必须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上确定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之间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这种量的关系和比例完全舍弃了不同商品体的质（使用价值）的差别，这就产生了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体的交换关系的抽象，其实质是对使用价值的否定，是对商品体的自然存在、自然对象性的否定。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通过交换价值，不同种特殊的有用劳动（具体劳动）被否定了，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能够达成的，仅仅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也就必然具有了二重的形式：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自然对象性和价值对象性、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这种价值对象性既不能靠“显微镜”也不能靠“化学试剂”，只有靠科学的抽象才能揭示出来。商品仅仅在交换中才是价值。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同时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比例的指数。因而，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正是在普遍的交换关系中，产品作为商品的价值和作为产品的自身（使用价值）是分离的、对立的，它作为价值对象性同时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

　　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其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恰恰来源于商品形式本身：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劳动的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而这，恰恰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即私人劳动的二重性质的不断展开。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各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作为某种对社会有用的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别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单个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各种需要。不同的私人劳动之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被化成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但是，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性质，只是反映在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即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反映在这些不同的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如此看来，“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价值之所以具有把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即特定社会符号的功能，主要在于价值本身是消除了产品的自然特性从而使不同种的劳动可以通约的抽象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单纯凝结，使得商品因此而获得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性质，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而，商品、价值，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形文字”，作为特定的社会符号，既不是人类头脑固有的，也不是自人类产生就永远具有的，归根到底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一定的社会关系。

　　“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如果借用索绪尔、巴尔特等人的术语而舍弃其内涵，商品作为一种符号，有三个层次或要素：（1）所指即对象，也即商品体本身，又有二重存在：自然存在（使用价值）、纯经济存在（价值）；（2）能指即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即价值、交换价值（它本身又是价值的表现形式）；（3）意指即能指所承载和指向的意义，也有二重：物的关系、人的关系。纯粹的产品或物品即未转化为商品的产品或物品，其所指是有用物或物的有用性（也可说是使用价值），体现为满足个体（生产者）本身需要的对象；其能指表示对象（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契合关系，这种关系越正向、肯定性越高，能指也就越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其意指反映通过能指表达的意义。在产品这里，符号的所指、能指、意指呈现出未分离的直接的统一，是正向的解释的闭环系统。而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符号，其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示着：其一，活动的不断分化和扩大。商品的产生，首先表明剩余产品的形成和增多，而这标示出生产、分工、交往的不断扩大，活动的私人性质被否定，个别劳动越来越转化为社会劳动。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劳动的社会性质更多地体现为具有从属地位的东西，劳动的自然形式、特殊形式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因而，在那时，所谓劳动的社会性，即通过一定的交换价值而体现出来的东西，更多的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存在的，随着这种形式的发展，这些共同体也就瓦解了。而商品的普遍化，特别是转化为资本的商品，却是以这种历史形式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其二，关系的普遍化。产品、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个人对某一特殊的有用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简单而原始的。而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反映人们普遍的社会关系，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愈益打上社会关系的烙印并为之所支配。其三，人本身的更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充分发展，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使人们的活动和关系不断超出直接的、简单的、有限的目的，进而使人本身呈现出既片面又独立的多样化发展，从而商品具有了文化的意义。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以否定性为媒介，以普遍的分离、颠倒、对抗的形式来实现的。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价值，本质上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客观抽象过程。商品符号的能指——交换价值和价值，首先就是对使用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绝非鲍德里亚所分析的那样，是简单地否定（取消）使用价值本身，相反，只是扬弃了使用价值的片面性、易逝性，以及同单个人之间建立在自然必要性基础上的活动和联系的简单性，并在扬弃的形式下使为己的使用价值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

　　商品是与私有制及其不同形式的发展相生相随的，并且以后者为前提。而私有制意味着人的活动产物对人本身的否定，因而商品作为其派生物从一开始就体现为一种颠倒与否定性的力量和关系。从符号的角度看，既体现为所指的二重化——自然存在（使用价值）与纯经济存在（价值）——的分离，更体现为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与颠倒——能指否定、支配乃至吞掉了所指，还体现为能指与意指的分离与颠倒——能指消弭、吞掉了意指。其一，活动的异化。商品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其能指即价值、交换价值成为商品社会的“霸主”，这表明恰恰是在商品符号中，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的不断扩大，成为否定人的本质力量、支配人本身的异己力量，成为一种异化。因而，商品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所反映的劳动的社会性是以颠倒的形式来呈现的，所标示的对人的发展的肯定性意指是通过否定的形式来体现的。其二，关系的异化。商品的能指即价值、交换价值反映着人们之间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又是在物的外壳包裹下的普遍关系，因而体现了人对物的全面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统治、关系对于人的外在性和独立性。这里的关系是全面的颠倒与否定的关系。关系的为我性质被否定了，变成了为他的关系，对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和拥有者来说，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完全成了“他者”，成了异己的关系。其三，人本身发展的异化。商品的能指即价值、交换价值总是力图打破一切界限，因而，一方面，客观上标示出人们愈益打破各种血缘的、地方的、民族的界限，从而可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在其最发达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身又采取了最大限度地牺牲个人的方式，使得人本身的发展与每个个人的发展呈现尖锐的对抗。这表明，商品本身有着不可消弭的界限，其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意指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其解决方式不过是将矛盾以另一种新的形式生产出来。

　　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意指的矛盾，能指对所指、能指对意指的颠倒、否定和异化，在商品拜物教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商品符号的能指——价值、交换价值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性质，也是商品及其发展形式——货币、资本问题上一切唯心史观产生的重要原因。

　　商品作为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在货币符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其虚幻性质更加神秘、更加耀眼，异化性质更加尖锐了。

　　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对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否定。两种不同的商品由于各自拥有者并不直接需要对方手中的商品，但又必须达成交易才能在市场上找到各自需要的商品，就要有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这个第三物首先是一种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可以同它相交换，因而它就不再是一个特殊的商品，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是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这一社会符号的符号，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正是社会的活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从诸种商品中分离出来，通过它来全面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从而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成为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仅仅表现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种社会过程，产生了对简单的物物交换关系的否定形式，即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单纯的价值符号——货币。货币的产生，使商品交换获得了典型的形式，即W—G—W。这样一种实践的推理和抽象是一系列历史条件和活动过程反复进行的结果，被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这样一个实在的过程完成，这个商品本身就可能被它自己的象征所代替，“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从历史上看，牲畜、石块、铁、铜等都曾充当过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突破地方的限制，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身上。“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货币的社会符号职能日益丰富起来，从而其颠倒与否定性质也令人眼花缭乱地展现出来：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脱离生产者而独立。

　　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货币的所指虽然也包含自然存在（使用价值）和纯经济存在（价值），但由于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属性，使得它的自然存在即使用价值也获得了二重的存在：一种是它和其他一切商品所共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例如金可以制作成戒指，成为爱情的象征；一种是它所具有的、而其他一切商品不具有的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等价物的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又是其社会职能所赋予的。从而在货币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愈益打上社会的烙印并为社会关系所支配。

　　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商品的商品的象征，货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因为从货币这一符号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不仅如此，货币还将商品本身否定了，将它与商品的关系颠倒了。它在人们面前展现的不是它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性质，不是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反倒是其他一切商品只有通过它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

　　不仅如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随着交换的日趋丰富、频繁和普遍，进而衍化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先是金币、银币、铜币、金记号、银记号、铜记号，直至产生纸币。铸币特别是纸币的产生，是对货币的物理性质和自然形式的否定。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即社会符号的符号。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W—G—W的对立过程的不断相互转化。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因而，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能指吞掉了所指。“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做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

　　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信用符号，货币成为“社会的抵押品”。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抽象的社会性，即抽掉了每一种具体劳动的特质的折合为量的比例关系的抽象劳动的社会性，较之其他一切商品愈发抽象起来，量对质的支配、以量吞没质的特征更趋鲜明，“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作为财富的化身或代表，货币成为“不断扩大的社会权力”的符号。正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么，一切东西，无论是否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拥有货币就拥有了财富，对财富的渴望变成对货币的无止境的追逐，货币因此拥有了一种“不断扩大的社会权力”，成为社会权力的象征。货币的这一符号功能就将它自身产生时的流通手段功能否定了，成为对自身的否定。货币作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符号，呈现出一种无个性的普遍支配权，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毋宁说，这是占有无个性的东西，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成为既令人发狂又不可捉摸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它的魔力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作为世界货币，货币的社会符号功能真正打破了各民族的地域限制，使得商品的国际性获得了一种普遍的形式。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在这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的“超能力”。世界货币成为完全社会化的符号，即突破任何自然界限的符号。

　　社会符号从商品到货币的演变表明：作为人的活动产物，作为一种实践的推理和抽象，作为物的关系形式下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从商品到货币，一旦被人们创造出来，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愈益成为对人本身的否定，成为人的异己力量，成为人们的异己的社会关系。其符号本身的所指与能指的分离与对立，能指对所指和意指的颠倒与否定，就愈发呈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

　　如此一来，商品拜物教也就必然发展为货币拜物教。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媒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货币拜物教充分说明了货币这一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既是对商品、货币的否定（扬弃），又是商品发展的最高形式，是货币的完成形态。在资本身上，社会符号的颠倒、错乱、否定性质获得了最典型、最深刻的体现。

　　资本，作为货币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体现为对货币自身的僵硬性的否定，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一个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从W—G—W到G—W—G′，货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化为资本，体现为永久化的自我增殖而实现的运动。资本否定了货币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体现为带来货币的货币，创造价值的价值。在资本总公式中，终点G′之别于起点G，就在于G′=G+ΔG，这个超过原价值的增殖额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即活劳动创造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剩余劳动（时间）又被资本家所占有，体现为资本的要素和力量。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本身体现为一系列否定性环节的运动，是在商品、货币形式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的尖锐化、隐蔽化和典型化。

　　从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一系列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一方面，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条件即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劳动相分离，作为物化劳动日益集中到少数人即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又能够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所谓自由，一则工人是自由人，作为活劳动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二则他也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则是旧的所有制关系、社会关系——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无论是行会制度，还是手工作坊等形式——解体的结果，因而本身体现为对旧的所有制关系、社会关系的否定（扬弃）。

　　如此一来，在资本这一社会符号中，关系的独立化、颠倒与否定性就日趋尖锐起来，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对立愈益尖锐。活劳动，作为非资本的劳动，是同劳动的全部客观性（原料、工具等）相分离的劳动，是完全被排除在物质财富之外的非价值，是没有媒介的纯粹对象性的使用价值，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主体的存在。物化劳动即资本，则是作为对象化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的一般财富，一方面，它本身不过是以往劳动产品的累积而同劳动相分离，归少数资本家所有；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般财富，不断增殖才是它的本性，它又必须通过在商品市场上购买活劳动，从而使创造价值及剩余价值成为可能。而活劳动只有通过物化劳动，通过和资本的接触，才能使本身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成为实际的活动。但这一切，在现实中，都只是表现为资本的活动、资本的过程、资本的力量。对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殖资本。这当然是一种实质的颠倒与否定，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条件）、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关系的颠倒与否定。物化劳动作为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是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颠倒。资本家购买和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是创造和增加价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本质上并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当资本把这个力量并入自身时，它就有了活力，并且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冲劲开始去劳动，从而活劳动就成为物化劳动保持和增殖自身的一种手段，过去的物化劳动统治了现在的活劳动。“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

　　问题的吊诡之处还在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普遍的异化、主体客体关系的实在的颠倒，在资本的形式中，又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买卖关系，因而披上了自由、平等的外衣。资本家和工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主人和仆从、教士和僧侣、封建主和陪臣、师傅和帮工之间的关系，而是剥掉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伪装。这种关系在现象上和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因而表现为单纯的生产关系——纯粹的经济关系，表面上似乎是平等交换的关系，这恰恰遮蔽了资本家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实质。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无偿地得到了两种东西：一是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二是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来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表面上的平等、自由交换关系掩盖着真实的不平等、不自由。

　　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符号，本性在于不断增殖，即疯狂地追逐剩余价值，体现为力图超越各种界限的无止境的、无限制的欲望和力量。一方面，它将商品、货币的天生国际派的性质发挥到极致，在这里，任何一种界限都是对资本的限制，都是要被打破的，否则它就不是资本了；另一方面，正因为资本不可遏制地追逐剩余价值，凡是能够使资本增殖的因素，都会被资本纳入自己的体系和力量。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巨大的积累也就表现为资本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作为资本的力量，当它表现为媒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之间的中项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借助于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这一方面表明，资本在多大程度上使一切社会生产条件从属于自己，因此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再生产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资本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使科学分离出来成为服务资本的独立力量，正是这种分离和独立成为科学和知识的发展条件。正因为资本驱使工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

　　但是，在资本的范围内，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而与工人相对立。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把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这既是资本与工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的全面异化，又是资本关系中固有的矛盾。因而，科学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体现为渐趋深入、全面，且对抗的过程。在资本这一社会符号身上，所指——劳动的物化形态与活动形态、价值（剩余价值）与使用价值，能指——价值（剩余价值），意指——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呈现为全面的分裂、颠倒、否定和对抗，能指吞掉所指，控制、遮蔽意指，具有全面的异化性质和虚幻性质，并在生息资本身上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也是最神秘的形式。如果说在G—W—G′这一资本总公式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运动的一般形式，——作为资本最初起点的货币，本来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到了生息资本的公式G—G′中，则归结为两极G—G′，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运动转化消失了，没有任何中项，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这样一来，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直接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进一步地说，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如果将对社会符号的批判性考察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可以看到，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同样十分普遍，只不过具有别样的景致罢了。在被恩格斯称为天才著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连同在它以前撰写的连载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通过对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史的研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法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怎样合乎逻辑地“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政治斗争、政治事件，无论多么复杂，结局多么荒诞，只要刺破话语的泡沫和圈套，透彻地剖析各阶级、阶层之间基于经济基础的利益关系，就都变得可以理解了。比如，拿破仑这个人物，在1848年的法国，就有其政治符号的特定含义。在当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社会各阶级、阶层为什么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其实是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马克思指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而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国农民，这一天也被称为“农民起义的日子”。“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在当时的法国农民眼中，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法国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者，因而拿破仑“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其余各阶级则帮助农民完成了选举的胜利。对无产阶级来说，“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选举拿破仑”意味着他们对曾经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日益加深的不满，必须与之公开决裂；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这样一来，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仅仅因为他是拿破仑的侄子，与他那个伟大的叔父的姓氏联系在一起，就使得“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在这里，“拿破仑”这样一个政治符号被赋予多方面的意指，——一个所指有多个能指，多个能指又衍化出多个意指；多个意指的背后又是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但却采取了颠倒的、否定的、甚至滑稽的闹剧形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意指的分离、颠倒与否定性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他被赋予代表多种意义，唯独不代表他自己。马克思的精辟分析，揭示了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即反向的能指、意指特征：平等恰恰意味着不平等，自由恰恰表明不自由，博爱恰恰表明仇恨，团结恰恰表示分裂，忠诚恰恰表示背叛，勇敢恰恰表明怯弱，和平恰恰表明战争，警察恰恰意味着小偷，等等。

　　二、颠倒与否定性之源

　　社会符号诸如商品、货币、资本乃至拿破仑（路易·波拿巴）等，之所以是头足倒置的、颠倒的、否定的，社会符号中能指对所指的否定、能指与意指之间的否定之所以是普遍的，从根源上说，在于实践的基本矛盾运动及由此规定的实践的辩证本质。

　　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实践的本质的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有三个：

　　其一，实践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实践的基本矛盾是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实践不仅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加工，即对环境的改造，而且更重要的，体现为通过消费实践的成果，再生产出具有新的素质、需要与能力的主体，即人对自身的改造。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是将人的本质力量，从主体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方式，转化为客观对象的存在，体现为人对环境的改造。而非对象化，即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包括前人的活动成果）从客观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化为主体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使主体活动受客体的属性和客观规律的制约而成为客观的活动，成为不同主体之间可以理解、认同和交换的活动，并通过占有和享用活动成果而塑造、发展人的本质力量，进而克服人自身的既有局限性，达到人的自我更新、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体现为人的自我改造。整个人类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就是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的永不停息的发展过程。

　　其二，媒介性（中介性、间接性）是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动物的活动也有对象，但这种对象对它来说并不构成关系，因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更不可能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为媒介建立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而人类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活动，而且是对象化活动。在实践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不仅和外界对象发生对象性关系，而且借助“人造工具”将这种对象性关系同时转化为对象，建构起“对关系的关系”，从而将人自身也转化为改造的对象。媒介性，是人类实践之别于（高于）动物本能性活动，同时也是实践不断再生和变革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互为媒介，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又以交往为媒介；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它们不过是实践的不同方式——都以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为媒介；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物质交往，又都以观念过程（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为媒介；而实践活动中的物质变换和精神变换，又以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关系为媒介。实践活动的媒介性质是一切符号由以产生的源泉。

　　其三，实践的辩证本质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活动和过程。实践之所以是革命的，就在于它是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对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相统一的活的历史过程。所谓改变，也就是否定（克服）对象（环境）及人本身的既有状态（“是”），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应该”）。对象化与非对象化，作为实践过程的两个方向相反但又互为前提的侧面，处于永恒的矛盾运动中，并由此造成不同阶段上实践的历史性变化；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展开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介即否定，它介于主体与客体两极之间，既是对客体的自在状态的否定，也是对主体既有的观念、能力的否定。

　　实践中的主体客体关系首先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这种改造包含了对外部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的双重改造。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相反，自然界在其自在形态上往往表现出对人来说的异己性，通过各种自然力例如严寒、酷暑、洪灾、大火、地震乃至各种病毒等来反对人。就此而言，自然界对人的关系自在地是一种异己的关系。人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自然界，就是否定这种异己性，即扬弃自然界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使之服从人的目的，趋利避害，化险为夷。这个否定（对否定的否定）所造成的结果是双重的：外部自然力的破坏性被克服，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人自身的自然也被否定，将人的自然本能改造成人的社会性。从人对社会的改造来说，社会首先是作为前人实践的结果呈现给当下实践主体的，因而，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对现实的主体来说，也会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也不可能自动地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相反，往往也会表现出对现实的人的异己性，例如，奴隶制社会关系对奴隶来说是一种自在的、异己的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不仅对农民，而且对新兴的市民阶层都是一种自在的、异己的关系；资本的生产关系对工人同样是一种自在的、异己的关系。自在即现实的实践主体不能选择的社会关系；异己即现实的实践主体想要改变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对人的关系作为一种既成的存在，自在地也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人以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通过革命（包括改革等）的方式否定这种否定性，从而扬弃旧的社会关系的自在性、异己性、不合理性，使之服从人本身发展的目的和天性，从而使社会关系成为更合乎人的发展需要、更加合理和美好的力量。这后一个否定所引起的结果也是双重的：社会环境得到改造，旧的束缚人、统治人的力量被克服，成为人的新的本质力量即新的正向社会力量；同时，人自身也获得了解放，获得新的需要、能力、素质等。

　　必须指出，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自在性、异己性的否定，不是消极的、机械的、单纯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即作为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变革的环节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人克服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自在性质、异己性质的过程，从总的趋势看，不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系统的破坏（尽管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会以报复的方式警告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而是建设，使其日臻完善、完美和合理。因而，所谓改变，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理解为消极的、机械的、单纯的破坏，而应该理解为包含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即扬弃。从活动的主体方面来说，改造人自身的自然本性、人原有的社会本性，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以扬弃的方式，将其中合理的内容作为肯定的东西包含于新的社会本性之中，进而达到人的重塑和改造，使发展人类合乎天性的活动作为实践的目的确立下来，——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肯定，但绝不是反自然的，更不是反人性的。无论是对环境（自然界和社会）的改造，还是人的自我改造，每一次实践活动的形态变化和成果积累，都是人克服（否定）对象从而也克服人自身的自在状态，从而迈向自由的一步。这种积极的、辩证的否定，也就是黑格尔所指出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肯定的，作为历史“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而缺乏或无视这种历史辩证法，是对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符号的神秘主义理解和解释的重要方法论根源。

　　一切符号都源自人的实践活动。大量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人类最初的符号起源于人对某种对象（自然力、社会关系等）的抽象，而无论是抽象的材料，还是抽象的能力，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从共时态上分析，任何具体的实践活动都是由目的、手段（即工具）、结果三要素组成，并体现为三者互相转化的过程。目的作为激发人的活动的“理想的意图”，是主体对客体的自在状态的一种观念的否定，它要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就必须依靠物质的手段或工具才能实现对于客体的合乎目的的改造。手段或工具作为目的和目的的实现之间的中介，是实践活动得以产生的根本标志。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实践的根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从客体（对象）中分化出来，是经过前一个实践过程加工了的客体，具有客观的属性；另一方面，它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是具有一定主体性的客体。结果即目的的实现，当然，某一具体的实践结果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实践的终结，反而是一个新的实践过程的起点，特别是成为新的实践过程的工具（手段）。黑格尔说：“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手段（工具）之所以是“更高的东西”，之所以“更尊贵”，就在于它以人类所创造的“外在的他物”的形式保存了“合理性”。换言之，手段作为人创造的工具，使得人的实践成果的体外积累成为可能，从而使文明的传承、文化的进步成为可能。不仅如此，手段（工具）除了满足当下直接有限的需要（“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还指向更高的目的，即本身体现为对有限目的的否定，追求“无限目的”或“终极目的”。如此看来，工具作为人类“第一个真正的抽象”（列昂捷夫语），不仅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手段，而且是人们从价值、意义上把握对象的手段，因而，工具是符号之谜的真正诞生地。比如，原始人对棍棒的制造和使用，就首先来源于人们采摘、猎取食物的劳动过程，并随之发展出愈益超出直接的生产需要的用途。“这是一项适当的发明，但它有许多不同的用法。人们一惯认为是代表作体力与权威的记号，从渡船使用的撑篙与牧童用的牧棍，直到摩西或他的哥哥Aaron所执的手杖，罗马执政官手执的象牙杖，占卜官所执的弯形棍，以及魔术师或国王所执的权杖。”由棍棒到权杖的演变，就是一个符号的生成过程。语言，作为一种代表性的符号，也是起源于人们的实践特别是人群交往的需要。考古学资料表明，只是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原始人的密集程度才产生了人群接触的需要。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产生的时期“看来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语言的历史不过1.3万年到4万年左右。我国考古学家在对甲骨文的发掘整理中，发现甲骨文除象形文字外，还有不少会意字，这些会意字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殷商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如“為”字，甲骨文的为字，像人手牵着大象，表示有作为的意思。为字的形体表明殷商人已经能够驯服和驾驭大象了。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符号，语言文字既不是单个人的奇思遐想，更不是某种所谓“神”的启示，归根到底源于人们的生产和交往即实践活动。“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把语言看做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

　　实践本质上是生产的，而且是一种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实践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实践的具体性、历史性变化。

　　历史总是人们的活动史。从历时态上考察，实践在不同时期的矛盾运动及其展开，也就构成了人类的发展史。马克思从总的历史进程上，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角度，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在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实践的辩证本质——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质，从而社会符号也就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历史规定性。

　　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人与自然之间尚未形成根本性的分离，从而“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狭隘性及其相互作用，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所有制形式所共同具有的。在这里，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个人加入某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并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为媒介；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共同体的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的再生产，因而，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发展基础的局限性、狭隘性造成了这一阶段劳动的直接性质。劳动的直接性质使人天然地把自身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时，虽然有了分工，但并未普遍化；交往也产生了，但只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个人还只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存在，是人格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格化，体现为一种简单的原始丰富。在这里，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尚未充分、普遍地展开，虽然个人在共同体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工具等），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人的自然存在的否定，但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处于从直接统一向活动的统一的过渡阶段，活动的共同性只是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共同性，因而，实践活动中各种媒介的否定性也是没有充分展开的。

　　由“人的依赖关系”所决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直接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符号及其所指、能指、意指之间关系的直接统一性，即使社会符号的直接统一性中包含否定的因素，也是被肯定的因素所覆盖、吸纳的，直接的肯定性，包含了间接的否定性。马克思曾专门分析过宗教、神话的起源和性质。“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与宗教的起源一样，古代神话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的产物，“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福柯在《词与物》中说，语言在其初始形式中，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因为语言与物相似。“名词置于被指称的物上，恰如力量书写在狮子的身上，权势书写在老鹰的眼里，恰如行星的效应刻画在人们的前额上，都是通过相似性形式。”而语言与物的相似性则是语言存在的初始理由。直到16世纪，“词”与“物”的相似性仍是主流。而从17世纪开始，“词”与“物”的相互分离出现并发展起来，符号开始超越与具体物的对应，而指向自身。“在17和18世纪，语言的独特存在，以及语言作为处于世界中的事物而具有的古老的协同性，都消散在表象的功能中了；所有语言都只具有作为话语的价值。”“词”与“物”关系的逆转，是现代社会知识型上的根本断裂，最终，符号作为传播媒介，就像货币作为流通媒介一样，只关心自身的增殖功能，而将其与物的关系通道全部切断。事实上，福柯所流连忘返的“词”与“物”的相似性，符号对物的指涉的完全确实且澄明的状态，本质上不过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第一大形态，是这一时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直接统一性的一种反映，而他沮丧地感到悲哀的“词”与“物”的分离、断裂乃至颠倒，本质上不过是工业文明、资本文明在符号上的一种表达，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态上特有的。产生这种断裂和颠倒，决定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的根本变化的，并非如福柯所说是某种观念的文化的因素，而是由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充分展开即社会生活所决定的，因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这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资本全面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充分展开，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全面的分离与对立。物化劳动作为价值表现为资本的要素和力量，而活劳动只是作为创造价值的单纯可能性。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这种分离和对立，是以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的分离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又是一系列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的结果，本身又体现为资本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特征。这样一来，劳动的物化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在其非对象化过程中不是为劳动者自己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是实践中的主体客体关系的根本颠倒：活动的客体存在方式（物化劳动）不再是活动主体的确证，而是对其主体性的否定；活动的主体存在方式（活劳动）不是把自己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单纯的他者，非主体的存在。

　　在这个阶段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交往的普遍化，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使得个人冲破了第一大社会形态上的人身依赖关系，“狭隘的地域性个人”逐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个人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和发展，但又普遍地被物的关系所支配，全面的物化，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异化：人的活动成果（物质财富、社会关系、科学、艺术等）表现为巨大的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分离和对抗；大量片面的、偶然的、孤立的个人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体现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由这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实践的矛盾运动——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决定，必然产生这一历史时期文明与文化的矛盾和对抗，造成活动的工具（手段）与目的的根本颠倒：工具（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主体，其他要素都变成从属于这个目的、这个主体的工具（手段）；由此也必然地使工具（手段）的否定性媒介作用，由第一大社会形态下的潜藏状态而摇身一变大摇大摆地走向世界的舞台，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能指与所指、意指分离，并吞掉、支配所指和意指。

　　但是，绝不能把这一阶段中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理解为消极的、机械的、单纯的否定，相反，历史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恰恰将这种符号的否定性看作积极的、辩证的否定即扬弃，否定性中蕴含肯定的内容，直接的否定性同时是间接的肯定性。例如，对资本的分析，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深刻、尖锐而又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资本的异化性质，但同样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深刻地肯定资本这一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中所蕴含的积极内容即“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其一，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在创造出一个普遍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打破一切地域和血缘宗法等自然联系的局限，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其二，资本不断刺激工人的消费，强使工人有新的需要，人们的需要越来越超出直接的自然必要性的范围，使得人们不断地“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其三，资本驱使工人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人的劳动表现为扬弃了直接形式的自然必要性的活动本身的发展。其四，资本无止境地剥夺工人为社会创造的剩余劳动和剩余时间，从而使得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有可能将自由时间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科学、艺术等）”，从而造成科学的巨大进步。其五，资本造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代替了“狭隘地域性的个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普遍化的世界交往，为所有成员同样的、合乎人本身应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然，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在资本的范围内，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即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于它是为未来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因而否定性中蕴含着积极的肯定的因素，它既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这种颠倒与否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只有在这个阶段上，人与自然之间才形成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既不是复归原始的直接统一性，又扬弃了对抗的形式，体现为丰富的具体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抗，而是真正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分离与对抗结束了，达成真正活的运动中的统一；普遍的交往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摆脱了对抗的形式，人们不再屈从于“虚幻的共同体”，而开始占有全面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阶段上，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不是在某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于变易的绝对运动上。概言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才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只有在这个阶段上，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分离与对抗才最终得以克服，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才得以消除异化的性质，真正实现丰富的内在的统一，从而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才得以彻底的消解。这一切，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使社会基础本身取得形式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人本身最丰富而自由的发展相一致，而这种发展“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

　　结论

　　（一）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根源于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和展开，是实践的辩证本质——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关系、活动和过程——所规定，由一系列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是社会符号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获得的历史规定性，是作为历史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在社会符号上的具体表达，是社会符号普遍的有规律性的特质，突出地体现了社会符号与其他符号的本质差异。

　　（二）不言而喻，对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的考察，使社会符号论必然地具有批判的性质和功能。但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对社会符号的批判性考察，既非用“观念论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的所谓文化史观，——观念论的文化史观作为一种唯心史观早已有之，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前，甚至居主导地位，但在当代西方仍像一个不死的幽灵缠住了很多思想家，卡西尔、巴尔特、福柯、鲍德里亚等人均不例外，——即用话语的批判取代现实的批判，也不是感伤主义的道德谴责，更不是形而上学地将之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僵硬的、消极的、孤立的东西，而是着眼于从人们实在的活动出发，科学地揭示这种颠倒与否定性所赖以产生、发展乃至消除的客观历史条件，因而这种批判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质言之，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符号论的批判向度是基于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内在统一；是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因而是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力度是一切唯心史观所不具备的。

　　如前所述，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颠倒、对立，能指吞掉所指，能指与意指的分离，能指遮蔽意指，是社会符号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人类实践活动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变化，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合理性在于否定性中蕴含着肯定的因素。也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质。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旨在说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在人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披上了物的关系的外衣，造成一种假象，取得了虚幻的形式或外观，但这种虚幻的形式或外观本身又是客观的、由一系列历史条件造成的、可以支配人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明白地指出，用拜物教来指谓商品、货币、资本是一种比喻，因为它们严格说并不等于宗教（并不属于观念的形式），尽管像极了宗教那样神秘。更进一步地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实在的颠倒，实在的异化，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支配、统治是实在的，不是观念的臆造。毋宁说，这种实在的颠倒倒是迷惑了大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感伤主义的批评家和浪漫文人、政客以及其他缺乏辩证思维的人们，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幻觉，只看见商品、货币、资本所代表的物的关系，或者干脆把它们仅仅看作“物”并加以膜拜或批判。

　　对商品、货币、资本乃至对“拿破仑”等政治符号的批判性考察表明，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并不关涉道德，更不是某个调皮鬼的恶作剧，而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其魔力恰恰在于这些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曾专门分析过法律、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着“头足倒置的反映”现象。恩格斯说，正如在货币市场中，“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

　　而要消除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这种魔幻性质，主要地不是理论的任务，而是实践的任务，这就需要一系列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社会发展史的产物。

　　（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唯物史观从不缺乏反对者和敌人。在当代，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之所以显得较为特别，并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获得广泛的喝彩，很大程度上在于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法译本的参与者之一，鲍德里亚被不少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非道德评价意义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来攻击马克思，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并且，鲍德里亚的著述中充斥着大量对马克思的语句的引申性运用，其中往往又是带有讽刺性的。事实上，鲍德里亚从来就不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教授已经对鲍德里亚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尖锐的批驳。这里，我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鲍德里亚对生产的批判（“所谓生产之境”），对使用价值的批判（“所谓使用价值拜物教”），用以攻击马克思，其中充斥着他对马克思的思想的穿凿附会、甚至强词夺理式的歪曲，不能说是严谨的、公允的学术态度，有违科学精神。正如恩格斯1891年在批判巴尔特之流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

　　第二，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的分析，迷恋远古时期的“象征交换”，进而提出只有“象征交换”才能使人类走出“消费社会”“使用价值拜物教”和“能指拜物教”，实现人和社会的救赎。应该说，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机智的、俏皮的，但未必是深刻的，在批判向度上仍然是基于观念论的“头脑风暴”，貌似激进，却不能触动这个全面异化、荒诞无比的社会分毫，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这种批判是指向过去的（原始社会），因而不过是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感伤主义论调的现代翻版，只不过变得更精致、更学究、更迷惑人罢了。如前所述，符号的统治，符号的颠倒，能指吞掉一切，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消除其颠倒、否定、虚幻性质归根到底是实践的任务，把它归结为观念的批判，无论言辞多么激烈，都是苍白无力的，更何况鲍德里亚还寄望于人类早已告别的远古时期。马克思当年就曾深刻地批判过，面对商品经济、大工业和资本所造成的全面异化，一些人（如德国历史学家道梅尔之流）用感伤主义的态度为“道德的败坏”与“个体的牺牲”而痛哭流涕，企图用恢复古代的浪漫的田园诗状况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异化。马克思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海湾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发生的只是战争的“拟像”。这真是“惊人之语”。十万多海湾战争中的伤员和死者的亲属们能够认同他的这种高论吗？恐怕不能。

　　（四）相较于大部分符号学思想家对语言（当然，语言也是社会的产物）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商品、货币、资本以及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等社会符号的颠倒与否定性质的批判性考察，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有着更为丰富、深刻和鲜活的内容，因而这种考察可以大大丰富符号学的理论大厦特别是方法论系统。

　　（五）恩格斯1891年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而社会符号，也就是“形式方面”，一定意义上说，是“形式的形式”。就此而论，基于唯物史观对社会符号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构建科学的社会符号论，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昭示了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