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卫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举行。此次论坛聚焦于当下各国学术界、政界、媒体、公众共同关心乃至激辩的全球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卫斯里安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伯纳多·安东尼奥·冈萨雷斯（Bernardo Antonio Gonzalez）、卫斯里安大学校长迈克尔·S.罗斯（Michael S. Roth）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的近20位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其在历史、哲学、文学、电影和戏剧等领域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展开热烈讨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全球治理

　　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2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与会学者认为，这一重大理念是全球化发展的方向，也是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地球生命圈范围内生存繁衍的人们超越地区、国度、民族、人种和文化差异，在根本性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景上形成了内在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有机格局，包括生态家园共同体、经济命运共同体、政治命运共同体、文化命运共同体等层面。在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全面健康发展以及与更多国家合作共赢，回应世界各国对于当前人类发展道路的疑惑。中美两国在引领全球治理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肩负着特殊责任，应努力增进理解和信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在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叶险明看来，全球化是客体性运动与主体性运动的有机统一：全球化不以任何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各类主体依据相关认识框架、价值观念和目标设计来反映、塑造全球化。今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认为，马克思憧憬和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将为世界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核心的“中国方案”。

　　建议学术界进一步去欧洲中心化

　　此次论坛上，中外学者谈到了各自学科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和去欧洲中心化趋势。在人文社科研究界，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并不陌生。按美国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J. M. 布劳特的定义，欧洲中心主义内涵是欧洲文明即“西方”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质，使欧洲人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说，在史学界，全球思维已经极大地偏离了欧洲中心，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著作并不少见。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知识格局中的许多等级划分却没有显著改变。非欧美国家的学者必须了解欧美的最新研究以使自己的研究令人信服；相反，在西方国家工作的学者就不被要求了解其他地区的研究。夏多明考察了40篇全球史主题的学术论文，发表于中国和美国学术期刊上的各20篇。他发现，中国的论文引用的文献中50%以上来自英语国家，文献的中文译本非常易得；美国的论文引用的文献中则只有不到3%来自北美、西欧、澳大利亚之外的学术体系。又如，20世纪90年代，从英文译为中文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数量是反向译著的13倍多。

　　有与会者提出，这种学术影响力的不平等分布或源于欧美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包括科研机构经费充裕。夏多明以日本为例，说明经济力量是一个重要但非唯一的因素。在过去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期间内，各类基金会为学者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日本史学界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在国际讨论中的影响力仍很有限。有与会者提出影响学术影响力的另外一个可能因素是语言，因为英语为全球学术界的通用语。然而，反例依然存在。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南亚有着规模可观的英语学术群体，但其成果难以称得上具有全球影响力；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既有雄厚资金又以英语为主的学术体系中，世界知名的学者和科研成果仍不多见。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伟昉说，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诉求，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所幸，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同文明的人们都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实践等方面的共同性。

　　警惕经济全球化的民主代价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个阵营的辩论愈发激烈。卫斯里安大学教授J.唐纳德·穆恩（J. Donald Moon）谈到，不久之前，捍卫经济全球化的人仍占据公共话语的主流，因为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贸易、投资或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流动。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国家民众带来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加剧、欧洲民粹主义崛起。不平等问题研究专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全球不平等》中给出了1988—2008年（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时期）全球收入水平变化数据并总结到，“最大的赢家是亚洲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最大的输家是富裕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失败者似乎正是欧美新民粹主义的积极拥护者。

　　但是，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加剧不仅是因为经济损失，更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及其主要的欧洲盟友日渐无力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教授柯成兴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曾发文称，西方国家能够提供什么与新兴经济体正在要求什么之间的错配正越来越严重。曾经主宰世界的跨大西洋轴心力量正在消退，这些国家的精英和普通公民因此有一种失控感。穆恩认为，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当决策权从国家层面转向超国家层面以便管理正在兴起的国际甚至全球体系时，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失控感是真切的。由于重大决定越来越多地由离大众遥远的、常常不透明的机构作出，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感到他们被困于一个没有发言权的体系之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损害了民主。

　　为实现效率与民主价值的平衡，穆恩建议推进一种有限的经济全球化，即鼓励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但必须确保各国政府拥有通过民主进程塑造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自由。通过限制贸易协议的范围，控制资本流动，防止企业偷税漏税，对因贸易、技术变革等遭受冲击的人群给予政策扶持。各国应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而不是损伤民主、激发起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后者终将危及经济全球化自身。

　　（本报华盛顿5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