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第六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在深圳大学举办。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刘洪一在会上致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表达了对深圳大学以及与会各位专家的感谢，表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继续推动新时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与发展。

　　促进阐释学与文学的结合

　　阐释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方法论，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亲和性，文学与阐释学的结合突出体现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与阐释学的语言特征的融合上。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提出，应以语言艺术特色激活中国文学的兴辞特性，由此思考文学作为“文”所具有的中国古典传统渊源，以及它与古典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传统的内在联系，进而在兴辞中创造人文之心。既要看到语言，又要看到语言艺术中凝聚的人生体验。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胜反思了当下散文研究中的概念化误区。他认为，这种误区导致研究者缺乏对作品的感悟，没有将作品内化于心。研究散文的理念与方法应当进行革新，散文是无所不包的文体，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散文自然平淡，散文的散既不表现在形，也不表现在神上，而表现在心的自然、悠然和超然。我们要走出人的文学，对天地万物有所敬畏。理论只是一个参照系，不能把理论概念化和神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尚杰通过探索理解的边界，描绘了文学与阐释学、哲学合作的广阔前景。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注重对意象而非抽象概念的领会，现代西方哲学对理解的可能性进行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是抵抗语言的，从而照亮了不可说之物，拓宽了理解的边界。对不可说之物的思考既属于哲学，又与传统哲学大异其趣，带有了文学性。

　　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认为，文学形象的存在总是语境化的，语境是形象存在的基础，是意义赋予的客观依据，因而也是文学意义阐释必由的路径。文学意义的阐释要以对存在于作品之中的艺术化语境的分析为主要对象，同时文学创造语境与审美接受语境也不应忽视。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段吉方以“公共阐释论”为核心，考察了阐释学文论在中国的影响。阐释学文论是最切近于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观念研究，在中国文论和美学中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但是，它也存在被强制阐释的现象，需要我们对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内涵、理论运用方式等进行更好地把握。

　　建构新时代的中国阐释学

　　建构新时代的中国阐释学，既不是对古代阐释学传统的简单恢复，更不是对西方阐释学理论的照搬移植，而是立足当下的时代特点进行学术与理论创新。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认为，应坚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在中文语境中用中国材料建立中国阐释学。中国学者理应为普遍阐释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复旦大学教授陆扬总结了以艾柯、罗蒂、卡勒和张江为代表的四种阐释模式，分别名之为小说家、哲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阐释模式。他认为，小说家阐释有其文本边界，哲学家阐释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批评家阐释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辞、意识形态等勾连起来，理论家阐释则必须具有公共性。

　　深圳大学教授高建平追溯了文本生产与阐释理论的起源，认为文本形成后有了自己的命运，会被误读和扭曲，但文本是人创作的这个事实却被遗忘了。在阐释中，理性与感性相辅相成，理性要建立在感性之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移情之上。意义生产的过程是人带着自己的意义来表达，从根本上讲，文本背后还是人的存在。

　　广州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公共阐释交往理论是对强制阐释论的突破。阐释的边界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文本进入阐释中，其意义已经不再是自在的，需要对阐释的公共规则进行社会学的反思。阐释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与权力、利益捆绑在一起，是多样性的、带有冲突性的，社会空间越是开放包容，就越不容易产生强制阐释。阐释要注意其发生的语境，对不同历史和社会语境进行深层次分析。

　　上海大学教授曾军认为，文本的字面意义、隐喻意义、结构意义、情境意义等都是意义生产的变量。在当代，基于大数据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被引入人文科学研究，从而为全面把握文学阐释的诸多倾向和影响因素、辨析不同时期文学阐释的共识以及进行作为总体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李红岩提出，张江教授关于文论以及阐释学的系列主张，建立在对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以诗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的深刻反思之上，由此出发而深入到中国古典的阐释学资源当中去，先后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以及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并开始向阐释心理学的面向延展，进而建立起新时代中国阐释学的基本理论架构。这种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对于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将“三大体系”建设推向具体化，其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中国文学批评》编辑部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