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出席第二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2019年04月26日 09:10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作者：梁丽红 访问量：
2008年11月14日，第二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以“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学三十年(1978—2008)”为主题，旨在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进展。来自海内外的2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53位专家参加会议，共向会议提交论文26篇，内容涉及史学理论、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等多个领域。
一、会议主题。 卜宪群、李红岩和赵世瑜分别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 卜宪群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为题，认为史学史的阶段性划分表现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两个方面。前者应注意中国古代史研究环境的变迁、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学科研究的完善、回顾与展望；后者应注意人才的断层及构建文化的软实力等问题。李红岩的题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个三十年》，分别以1919—1949年、1949—1978年、1978—2008年为断限，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讨论了三个阶段的特点。赵世瑜《河东与河西：三十年的新史学》将中西方三十年来的新史学进行比较探讨，并提出三个见解：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和文化史都是史学界最能体现创新和变革的领域；历史学家应该在不放弃传统技艺的前提下，向人类学家学习怎样书写叙事史；现代与后现代的标签并不重要，处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立场，应提倡比以往更重视作为史料的文本，明确其不同人撰写，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特点，并比较其间异同来接近历史真实。
二、回顾与展望。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与会专家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学多个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冀满红《三十年来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运用》分别介绍学者们运用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近代社会群体心理和近代史上个体心理的实践，指出其中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王银田《平城考古七十年》介绍了平城的考古发现情况，他呼吁应当对城址加强重视和保护，并将平城研究放人广阔的学术环境中进行考察。刘进宝《三十年来(1978—2008)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进展》简述了敦煌学研究的现状、敦煌文献整理等方面的内容。全洪《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概况简介》介绍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砖瓦的青釉成分与受西方技术影响的钠钙玻璃较为接近，说明当时南越国与海外文化联系密切。张其凡《三十年来的中国宋史研究(1978—2008)》回顾了宋史研究三十年来的成果与历程，指出宋史研究队伍扩大、深度增加、交流加强，但仍存在民主气氛不足等问题。詹坚固《广东瑶族史研究三十年》详细介绍了广东瑶族史研究的成果，分析近30年来瑶族史研究进展的缘由，并对广东瑶族史研究出现学术队伍断层、缺乏国际交流等问题表示担忧。梁丽红《<北史>研究三十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史》的研究状况、特点作了概述，指出了《北史》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左双文、王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综述》总结近三十年来中共隐蔽战线研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黄金风《济南事件研究综述》回顾了80年来济南事件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热点问题。陈志强《中国拜占廷研究30年》概括出近三十年来中国拜占廷研究的显著特点，认为研究中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更新是最重要的变化，方法多样化是研究视野扩展和角度调整的必然要求。
三、理论与方法。针对本次论坛的宗旨，与会专家总结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学多个领域里的理论与方法。代继华《关于史学和谐的一点看法》认为史学应当坚持历史史实与理论并重；历史的学术性与社会功能相兼；大众史学与专家史学共同繁荣的原则，才能做到史学和谐，进而实现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方志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两个概念，并分析二者与中国历史学之间的相互联系。李青《美术史学研究方法札记》分析了美术史学研究的几种方法，认为“方法”虽然在美术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创新的问题，不能教条机械地搬用。李化成《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三十年中的史观、史料和史学——以西欧“封建化”问题为中心》揭示了近三十年来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史观、史料和史学的进展，认为还应该加强理论思考、重视世界中世纪早期史的研究、全面认识西方中心论问题。李凭《从冰凉的墓砖窥探炙热的乡情》作了考古与文献结合的尝试。易建平《国际学术背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出当今学界存在理论探讨严重滞后于实证研究、孤立地进行起源问题的研究等问题，前者有可能就是后者带来的结果。需要国际学术的大背景，不能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包伟民《论题、视角、史料：于平实中见功夫——近三十年来宋代史研究新进展之例证》认为，近三十年来宋代史研究的新进展不是体现在理论和方法领域，也不是表现为新史料发现的兴奋，而是表现在一些看似平实的个案性研究之中。历史不应当成为显学，只有不懈的坚持与平实的工作才是它前进的动力。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划分为学科复兴(1986—1990)、体系构建(1991—2000)、稳步发展(2001年后)三个发展阶段，并对社会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彭南生《回归本真：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回眸与前瞻》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就、新视角等问题作了探论。刘国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展示了目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状况，对热点问题和研究动向作了点评。韩毅《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评论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三个阶段(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历史制度分析)的内容和优缺点，这些可为我国的经济史学发展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高翔主持了开幕式，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长琦主持闭幕式。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这次会次所取得的成果，海内外专家欢聚一堂，深入探讨，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历史学理论热点进行了交流，激发出更多新问题，这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历史研究的热点。
(作者：梁丽红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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