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柏林11月11日电（记者王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并面临着复杂的转型问题；德国作为欧洲老牌工业发达国家，拥有深厚的哲学传统，也面临着时代的新难题。清醒认识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探讨新的发展理念，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是中德专家学者的共同兴趣。在此背景下，当地时间11月10—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BAPP）联合发起并举办的第四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在德国柏林阿登纳基金会（KAS）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新发展理念与快速变化的社会”。来自中德两国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人口结构与老龄化社会的应对”、“网络生态与网络空间治理”、“开放的共赢逻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性别平等”、“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和“移民”等话题展开交流与对话。

　　在开幕式上，阿登纳基金会代理秘书长格哈德·瓦勒斯（Gerhard Wahlers）对中方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史明德谈及不久前德国总理的访华、G20的成功举办，对中德关系寄予了美好期待。

　　规则保障网络运行

　　中德学者在论坛上踊跃发言。德国国防部前部长鲁道夫·沙平（Rudolf Scharping）从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提到推特、微信、QQ等通信工具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由此延伸到法治国的主权利益。史明德表示，以阿里巴巴、华为为代表的电商现在很发达，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子商务都发生在中国，但华为需要与莱卡、保时捷合作，这说明很多事情是中国、德国无法单独完成的，中德双方有着相当的共同利益。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约尔根·吕特格斯教授（Jürgen Rüttgers）从美国大选这一话题切入，他提出，许多人都不相信美国社会如此分裂，以往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缺乏解释力，存在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这是今后需要改进的。他谈到，华为在海外最大的研究中心就设在德国，也不能否认欧盟内部的自由贸易还是有很多很好的先例值得借鉴。史明德认为，观念变化比经济变化更重要。中德两国在第三国也开展了合作，例如西门子公司的技术和关键部件在高铁中的应用、中德在阿富汗开展的技术培训，其中应对自然灾害的具体项目已付诸实施。

　　北京大学教授邱泽奇借“双十一”讲述了一个平台企业崛起的故事，阐述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冲突博弈。沙平认为，互联网使得私人领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国家和政府机构都必须制定规则，否则其核心功能就无法运行。“网络自由”是很美好的词汇，但应有利弊权衡，而不能过于理想化。

　　“民主与法治”常谈常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万怀和武汉大学教授肖永平分别以“当代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基本趋势”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为主题作了发言，借用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理论阐述了死刑存废，并介绍了虚拟空间犯罪、终身监禁、法律责任共同体、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等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法律问题，引起德方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提出，民主—集权二元范式过于简单，他从西方哲学史的视角重新梳理了相关的理论脉络。

　　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波恩大学政治科学及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弗兰克·戴克尔（Frank Decker）从巴黎协定谈起，希望中国在建设新能源、保护生态方面有更大贡献，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诗宗从地方政府创新的视角谈论了如何更好地提高治理能力。他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与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设计试验式的创新并不足以满足地方政府的创新需求，地方政府仍有回应属地治理问题的现实需要。请示授权的改革方式既提高了创新的可行性，又降低了创新的风险，是地方政府策略性选择的结果。

　　一起面对共同挑战

　　人口移民和性别平等问题是欧洲国家面对的重大社会难题。蒂宾根大学亚洲及东方研究所教授冈特尔·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却重点谈了中国的移民问题，例如国际移民潮逐渐影响中国，中国将逐渐由移出国变为移入国，做好移民工作是中国“未来能力”的体现。他认为，中国内部也存在移民问题，主要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暨南大学教授朱义坤表示，侨民乃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载体，具有祖籍国性、东道国性和国际性。无论是侨务政策还是侨民立法，不仅要有祖籍国思维，而且要有国际思维，还要有侨民的维度。拜罗伊特大学医疗管理及健康学研究所教授埃克哈德·内格尔（Eckhard Nagel）从医疗卫生方面论述了移民的健康问题，二战后大量人口涌入德国，有潜力的年轻人完成了社会技能培训和社会融合，但文化因素更复杂。丁耘则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切入，认为移民潮为现代政治观念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政治正确的悖论。他提出，移民潮以及少数族裔的宗教民粹主义也激发了西欧社会的保守主义反弹。而宗教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只是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反对无限开放、反对高度流动）浪潮中的一支。由于这些条件的约束，不同的伦理共同体或生活世界之间的对话变得更加艰难。

　　波恩-莱茵-锡格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克劳斯·戴蒙（Klaus Deimel）结合移民背景，预测德国居民未来将继续增加。他认为，医保系统要保护老年人、增加对他们的补贴，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外来人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王天夫介绍了中国养老的现状与困惑。他提出，中国同样面临老龄化的压力，延长退休年龄是考虑实施的方案之一，但养老金有待充足，尤其对于“421”结构的家庭而言，养老具有一定的困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社部主任柯锦华提出，不同群体的处境是不同的，国家承担的养老费用应主要集中运用在失独家庭和失智、失能家庭上。

　　在性别议题部分，波恩大学德意志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科学研究教授克劳迪娅·维希-瑞夫（Claudia Wich-Reif）提出，德国大学中，级别越高的教授中女性比例越低，波恩大学一直在推动男女平等，比如开展“女性促进计划”，提高女性工作比例。但她认为“男女平等”并不是要把女性变为男性，不是要优待或歧视任何一个性别。邱泽奇、丁耘都认为，不能将歧视这一简单概念套用在社会现象上，定义歧视必须给定具体的约束条件。

　　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波多·洪姆巴赫（Bodo Hombach）在总结这次论坛时表示，许多问题是共同的，中国离德国并不远，要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中德学术高层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联合发起举办，前三届论坛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在中国中山、德国波恩和中国上海成功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