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世界市场普遍交往，全球风险多元、政治与文化多样，构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基本语境。着眼于人类共同命运，马克思的东西方互补思想依然有鲜明的当代价值。我们只有超越特殊利益的围墙，共同携手，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点，才能积极化解风险、应对危机。

　　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日渐深入，世界交往日益密切，时代问题亦愈突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给人类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带来诸多风险与机遇。面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亟待破解的全球性问题，汇聚各国马克思主义乃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富有创造力的思想智慧，有助于在面向未来的学术共识中，共同把握人类历史命运，开拓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为卓有成效地破解时代难题，提出富有时代理据的实践方案。10月24—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周”高端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法国西巴黎大学、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台湾“中研院”、中共中央编译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危机与变革：面向全球共同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巨大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否依然能够为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提供前瞻性智慧，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并不在于为解决人类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某种具体的、可供简单套用的公式，而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指南和方法论原则。按照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教授的看法，完全可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Organic Marxism）、过程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有机马克思主义，为应对人类面对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理论资源。他主张，只有在对生态问题的科学反思中，才能逐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破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应遵守五个原则：行动永远要以社会与自然界相统一作指导；短期解决方案只会满足消费者的直接需求，并会带来长期的难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乃是世界各国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南；做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基于对马克思关于“英国实践”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乔瑞金教授借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的话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看法：“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预见到的极为相似，因此，马克思理所当然地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世界。”他认为，马克思再次回到我们的世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当代社会危机和人类困惑的现成答案，而是他的问题意识和思想逻辑，始终在启迪和激发着我们的理论思维不断走向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研究马克思是如何形成和阐述他的思想的过程和内涵，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关注全球共同问题更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时代变迁中结合问题的解决而得到发展的，因此，面对中国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不仅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资源，更要关注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探索，为解决当今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颇有时代价值的中国思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始终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灵魂，它规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前进方向、价值追求、政治约束、思想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大国责任担当等为着力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以中华文明的智慧为构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义天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着各类深层的危机，最值得关注的是道德危机。有效破解这一现实问题，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资源，至关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合法性和学科合法性，即在夯实对于经典文本相关论述的理解基础上，关注国际学界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新进展、新问题与新回答。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内涵，切实增强对现有问题给出充分解释的理论资源的要求，更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说服力和影响力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束缚人类思想的教条，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突发奇想，更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理论、中国传统思想都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思想资源，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疑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是与会国外学者高度关注的时代精神现象，正如法国西巴黎大学荣休教授雅克·比岱所说，中国历史悠久，发展道路曲折，当前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快速发展绩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性发展，充分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世界发送了积极的信号：我们的时代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群体、思想社群，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实际贡献。

　　金融化世界的金融危机挑战人类智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让人们对金融世界存在的诸多风险有了全新认识。与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引发的严重危机相比，此次危机鲜明地体现了全球经济形态的金融一体化格局，身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任何国家只要出现持续震荡，都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因此，如何防范和规制世界金融化所带来的危机与风险，正严重挑战着人类智慧。

　　世界金融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现实，世界金融化塑造了一个高度理性化、世俗化价值通约的世界，只有在思想的原则高度上客观认识金融化世界的特征，才能防范新的危机和风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张雄教授提出，21世纪是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当前金融资本已经构成全球核心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金融的逐利秉性和追求“证券化”、“高杠杆率”的价值偏好，正在深刻地、全方位地侵蚀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因此，21世纪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在于，积极防范金融化带来的风险，引导金融化推动世界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对此，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强调，对于仍未消退的全球金融危机，应从当今世界权力关系构成的角度来探讨金融危机与当代全球话语霸权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全球话语霸权的问题，即全球的权力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改变了资本的全球结构，而且把各国经济迅速卷入了全球金融体系。无论被卷入国家金融体系是否具有自主防范机制，这种被动的卷入事实上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不正义，从而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为此，我们今天要防范和消除金融危机，重要的不仅是改变经济政策，而且要从根本上消除现有的西方全球话语霸权，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力关系以及由此构造的世界格局，实现世界的平等、公正和正义。

　　基于对2008年发生在欧美国家金融危机的反思，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资深教授罗宾·布莱克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打击了那些迷信私有制和倡导完全市场的人，更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要避免类似的危机发生，就应该建立公用事业金融体系，例如建立一个公有和公开控股、倡导社会正义的财政基金网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凤才认为，变革时代的全球性危机，不仅仅是金融的，还包括道德的、心灵的、生态的等等，应对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值得借鉴。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飞岸副教授则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危机。对这一现实危机的反思，应该深入到对源自古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反省过程。在她看来，受益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道路探索，可能为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造的文明冲突与秩序危机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的全球化、金融的一体化，正在引导人类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硝烟”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人类耗费数千年心血缔造的璀璨文明可能瞬间轰然倒下，科学技术的滥用、资本逻辑的膨胀、消费主义的泛滥等等，正在困扰着人类。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更需要蕴含着长远眼光和历史担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更需要在尊重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对话中，积极有效地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竞争时代，面对国际力量的对比消长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好人类的共同发展利益，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出场和中国方案的积极在场。

　　2008年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触发了全球治理危机、转型与发展并行。世界正在迎来全球治理发展与转型的新时代。因而，面向全球共同问题的深入研讨，必须关注全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危机，并进入了转型与发展时期，这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也是中国推动、谋划全面崛起的重要国际条件。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主要举措是：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中国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示范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建设。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主张，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面临最大的理论生长点是：中国的崛起与全球治理成为普遍化的责任。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崛起和全球治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关键是要把握好全球治理问题的对象性问题，以及全球治理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问题。在国际上，最好的全球治理方式是始终坚持倡导不干涉主义，而不是主张一个外在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系统或者建制，进而对所谓的失败国家进行介入性改造。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荆学民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全球治理重在关注政治传播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传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破解处于世界历史变迁中的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问题具有重要启示。目前，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基本战略应是：把立足于中国经验的“中国梦”中精准提炼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向全世界传播；把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一带一路”的价值观落实到中国经验上来，加快“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倡议步伐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时代成果为全球共享。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国建筑科学院伍江院士强调，当今时代世界变化及各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想象。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们应当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努力聆听时代的声音，更加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具体情况的结合，更加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升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为人类对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更加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探索，提供更有效的新思想、新方案。

　　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与变革是全面的、系统的，在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治理理念和治理价值观的冲突、治理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治理的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纠缠，都在考验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智慧，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成功实现全球治理，需要当代学人和思想者的共同努力。

　　思想的砥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全球共同问题的解决，必然依赖于思想的砥砺与创新。本次论坛的亮点之一，是发言讨论过程中的学术点评和自由讨论。大致看来，以下三个问题成为热议的焦点。

　　一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牢靠？“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美国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研究者小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以及中国学者王治河等人创立的新学说、新流派和新范式，自形成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在菲利普·克莱顿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过程哲学，已经创立了“一种开放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杨富斌教授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至少应该包括唯物史观，也包括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仅仅依赖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还是不够的。何萍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理论资源不应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而应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可能比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更富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对此，菲利普·克莱顿回应指出，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衍生，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唯一回应或一个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罗宾·布莱克本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因而主张进行公用事业金融体系建设。对此，荆学民提出质疑，建立公用事业金融体系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实现”才是问题，因为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核心制度形态是私有制，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建立公用的事业体系必然存在诸多困难。雅克·比岱认为，法国、德国都是新资本主义的代表，但事实上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完全诉诸资本主义而采取全盘私有化，而是保留了一部分公共机构的职能，即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和职能的公共机构。对于现实的资本主义运行来说，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全球资产阶级能力的上升使得资本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对现在的世界体系的统治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即这种统治是慢慢产生的，将全球的人口带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结构以及市场力量影响的范围内，实现了对于整个全球资本的结构化统治。因此，需要全球群众的诞生和觉醒，来有效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荆学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超越了或者是控制了人类的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成为干预人们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行为的一种轴心逻辑。因而，他主张对资本逻辑的全方位把握，应构成时代的新课题。

　　三是如何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源于对于时代的精准把握以及重大变革。因而，探讨面向全球共同问题，首要的必须是对当今时代的特质加以准确把握。张雄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金融化时代。金融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显现。在他看来，今天的金融达到了金融化的程度，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的、金融的工具，而且是已经制造了在经济理性上往往会侵犯政治理性的生态环境。金融本质上就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实践的、能动的秉性存在。今天，我们要倡导的是金融必须回归到服务功能，即为大众服务的功能；金融要回到公平公正这个主旨精神上。南京大学哲学系胡大平教授认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明图景，今天的时代是技术统治的时代，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因而技术批判将成为新的焦点，即我们应从技术本身的伦理之维出发，基于人类解放的立场，揭示技术所打开的新的现代性图景，探寻解除技术与资本的勾连从而实现新文明之途。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韩传峰认为，当今时代是思想贫瘠的时代。全球危机尽管表现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金融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但从深层看，当前全球危机实则是思想危机、信任危机，即人类暂时无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可行的思想智慧和方案。他主张，只有切实提出标识性的概念和思想体系，才能使得人类迎来新的未来。

　　争吵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争鸣有助于思想的创新，思想创新将成为时代变革的灯塔。不论是倡导创建有机马克思主义，还是客观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抑或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基本特质的把握；不论是将当代人类社会归结为金融化的世界，还是技术统治的时代，抑或思想贫瘠的时代，这些都是人类变革世界、应对危机的理论层面上的“内在反思”，不同于简单归纳总结经验的“外在反思”，“内在反思”将为我们提供超越既有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的新见解，带领人类书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在做论坛总结时强调，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开辟了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引导了全球化进程，但是过去30多年的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历史远未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制度当中终结，也没有真正出现民族国家的终结，人类对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善治的政治体制的期盼，依然在探索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转型曾经引发的国际议题，已经从“中国如何设法让世界接纳”转换为“中国如何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国正在推进的不同于西方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正在重塑着世界新秩序。世界市场普遍交往，全球风险多元、政治与文化多样，构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基本语境。着眼于人类共同命运，马克思的东西方互补思想依然有鲜明的当代价值。我们只有超越特殊利益的围墙，共同携手，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点，才能积极化解风险、应对危机。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当中，我们主张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国际机构体系的基础上，其中联合国是我们强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点。在变革的时代任务中，不能被以往理论的规定所束缚，必须建立起批判性的反思体系，对理性至上主义、现代性、去价值的科学主义等主宰人们思想的戒律进行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地拷问，登上全球化的高度去看世界历史发展的远处，这正是我们发起这次论坛的积极意义所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后期资助项目“学术报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2014MGCHQ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