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土战国秦汉简帛典籍为了解刘向校书之前的文献校理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揭示出汉籍文明的优厚底蕴。典籍文献的“同篇异制”“同卷异文”“复本多见”，简牍文书的钩校、合计、题示等文献校理形式以至汉初律典分门、别类、序次的整理，均显示出刘向等校理群书的现实渊源。自名为“录”的木楬，部分具有典籍“目录”的性质，无论是通过篇题木牍遍览典籍的内容，还是通过账簿一览钱物等情况，其作用均是简单、快捷地获取信息的全貌。序次是典籍校理的最重要工序，也是真正意义上之“目录”出现的关键。篇目序列的固定与广泛接受是典籍文本序列规范化的基础。战国秦汉简帛所见“目”“录”诸种形态，特别是海昏简牍中不仅有“录”有“目”，甚至有明确“以篇称”的“目录”，三者同墓共出，实际上体现出早期典籍文明中文献发展、演变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