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深入开展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实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方面扮演了独特角色，在实现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在治理规则、治理技术以及治理行为方面的不足，推动基层民主发展，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完善自主机制，激发居民主体意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能够从价值上指导社区治理，开启社区治理的新向度。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过程性，与社区治理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过程性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的特色。从社区治理的过程来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合作治理的过程，只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才能在社区各治理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规则贯穿社区治理的全过程，程序性规则促使社区协商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原则进行，推动基层民主得以实现。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为了人民，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一直将居民的根本利益及切实需要放在第一位。传统单位制解体后，我国社区治理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发展。而社区治理中，居民不会自发产生民主行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以技术为媒介，发挥社会技术作用以更好地体现人民性。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性，社区共治也以民主为基。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将社区居民需求放在首位，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让更多群众都能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民主为基推进社区共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区治理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居民行为中，民主背后蕴含着行动者逻辑，多元主体作为社区治理行动者，能够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互动行为实现社区的善治目标。

　　优化调适机制，提高社区制度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责任观念的引领，既需要培育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到相关民主环节中的负责任的观念，也需要建设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运作、监督机制。只有将法治思维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不断调适社区治理规则，强化居民法治思维，才能提高社区治理规范化水平。

　　一方面，需要优化具有法律效应的社区正式规章制度。面对社区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在管理社区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既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规范整合，废止和修订了不利于社区治理发展的法律法规。我国社区居民生活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些基本民事权利，居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经济交往”等身边大小事都可以从民法典中找到依据。原有相对模糊的民事权利边界被重新定义，基层社区治理方式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基层全体民主方式，而是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规范居民行为。

　　另一方面，需要发挥社区中以道德习俗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社区居民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社区价值观念、社区文化认同感等非正式制度规范内容广泛。这些社区的非正式制度成为社区居民共有的行为规范。作为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法”在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中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虽然具有自发性、分散性以及非强制性等特征，但一旦形成，将对社区居民同样具有共同规范的强制力和伦理道德约束力。例如，家风作为社区非制度化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价值理念和为人处事的智慧，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注入历史文化力量。

　　健全协商机制，实现社会技术赋能

　　社会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社会科学转换为实践的中介，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作为社区治理的触动器，社会技术能够将制度、规则、方法、主体、理念等诸多要素组织、串联起来，改善社区与居民间的关系，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

　　一是社会技术能够拓展协商民主的实践领域。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社区居民能够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开放空间会议模式”能建立一个自由讨论协商的开放化、包容性的公共领域，拓展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场地。

　　二是社会技术能够强化居民协商民主意识。社会技术能够帮助社区信息实现透明化和均衡化，而社区居民对信息资源的掌握能够激发其参与意识，为社区协商奠定基础。

　　三是社会技术能够推进协商民主实践活动。社会技术赋能改变了自上而下行政主导社区治理的单向模式，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能，为社区居民全过程参与社区协商和全方位监督协商结果提供了渠道，提升了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效能感。总之，社会技术赋能社区治理，能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程序性民主与实质性民主的统一。

　　完善驱动机制，激活社区发展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社区治理中，需要明确社区治理主体是社区居民，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让其担负起社区治理责任。

　　首先，巩固基层堡垒，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通过发挥优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成社区积极分子梯队，在社区党组织的带动下，真正实现人人参与治理。

　　其次，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完善驱动机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能够链接治理资源，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赋能，从而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识，拓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领域。在社会组织的引领下，政府、社会、社区三方力量优势互补，统筹发力，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最后，构建“五社联动”模式，解决社区问题。“五社联动”模式，即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五位一体模式。“五社联动”模式蕴含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逻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出发点是整合各方资源，关键在于主体平等，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相关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整合更多的资源，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的服务。构建社区治理驱动机制，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发展，促进全体居民参与治理，引领社区治理未来方向。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