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准确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组织开展“学部委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活动，邀请6位学部委员撰写理论学习文章，以专题形式刊出。
积极推动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
◇李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党中央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清醒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并根据中国国情，敏锐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作出的重大决策。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第三种重要社会经济形态。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作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的差别，构成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区别。数字经济之所以与过去不同，就在于它不断将人类业已拥有的知识和信息数字化，并不断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移转到现代信息网络上，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社会生产。在现实中，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形成和发展。
所谓数字产业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质言之，数字产业化的目的，是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信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产业，而层出不穷的云相册、云盘、打车软件、数字电视等产品，便是这些新产业多样化的具体形态。
所谓产业数字化，则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可增长0.5%—0.62%。产业数字化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促使现代科技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已被提到战略高度。在“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从2020年的7.4%提高到2025年的10%。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11.57%以上。假设产业数字化的速度如同数字产业化一样也达到11.57%，则到2025年，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共同构成的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将超过50%，并使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这是令人兴奋的光辉前景。
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理所当然要跟上整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进程。金融业的数字化发展，应被置于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以推动金融不断创新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方式和路径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金融与科技结合，一直是金融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和典型特征。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金融科技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带来重大影响。按照这样的理解，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科技的结合，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我国金融业依托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以业务操作电子化、系统联网化、标准统一化为重点，实现了“从手工到电子、从单机到联网”的历史性突破，基本摆脱了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
第二次浪潮，进入21世纪，金融业在电子化建设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新手段，重点围绕数据集中化、渠道网络化、管理信息化等领域，大力推进金融业的信息化发展。
第三次浪潮，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金融和技术呈现进一步深度融合的趋势。在提升金融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和降低经营成本等方面，新技术显示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应用空间。不过，金融数字化转型既是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的延续，又与前者存在巨大差异。信息化是对金融业务需求的响应，是对传统业务效率的改善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作用是辅助性的。数字化转型则不同，是金融同数字化的生产和生活交互的产物，是新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造传统金融业存在和运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由于数字经济并不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而是对传统经济的变革和重塑，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应被视为金融业的革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的本质发生变化。国际咨询公司就“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一问题对全球部分金融机构的高管发起问卷调查，收到的反馈显示，大家一致认为，技术固然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但启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仍来自客户需求。这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金融说到底仍是一种社会活动。但是，在确认这个本质的同时，还需要看到，就服务实体经济而论，与此前的金融相比，数字化基础上的金融在逻辑和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传统金融的基本功能是“融资中介”和“资金分配”，其存在的前提是资金的最终提供者与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作为专业的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跨主体、跨周期、跨区域的资产配置，并管理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各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相对于各类非金融领域的客户，处于优势地位。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开始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将替代资本成为金融业核心资产。海量的数据和算法分析将逐渐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日益密集快捷的互联网则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当“长尾人群”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提高，客户规模迅速扩大之时，金融机构作为信息中枢和融资中介的重要性将会下降，“去中介化”可能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对于金融业而言，数字化的发展酝酿着一次重大革命，可能彻底改变金融业的面貌。其中，既可能有新的发展机遇，如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等，但也可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目前，能够预见的挑战是，作为传统金融业支撑的大量物理网点和柜员，其规模将会萎缩；而面对“去中心化”的冲击，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可能逐渐丧失必要性。简言之，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金融发展面临的又一次“创造性破坏”。因此，在积极推动传统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要管理好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积极应对所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李林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法治建设部分，围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的坚强决心，吹响了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进军号。
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指明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使命和中心任务，而且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在不同场合、从多个角度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党和国家事业纳入法治范围，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推动实践、促进发展。比如，从法理角度，提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从党和国家工作角度，强调“必须把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从依宪治国角度，强调“要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命题新论断，用“法治轨道”把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使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用良法善治保障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进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论内涵、制度要义和实践范式，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作出的又一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实行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全面依法治国，既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考虑和战略谋划。我们党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理政，通过宪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途径和方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发展成果，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铺就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轨道。实践证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把现代化建设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予以有力保障、全面推进，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基本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轨道”，用更高质量的法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轨道”，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坚持事关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等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二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全过程各方面、多环节各领域的系统领导、全面领导、整体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执行，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各方面。
三要通过加强立法努力把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充分纳入法治轨道。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安全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充分纳入法治轨道。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立法步伐。以立法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维护安全。
四要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确保现代化国家建设在法治轨道上顺利推进。一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持续推动政府转职能提效能，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二是严格公正司法，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是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踏上新征程，我们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努力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十字路口：百年变局与人类选择
◇张宇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类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与持续不断演变的人类历史相比，这种深刻变化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事件。沿着布罗代尔的分析逻辑，结构指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长达四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局势大体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变化。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当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的，比如革命“事件”可能改变结构的“社会组织”，技术进步既可能对结构施加影响又可能孕育事件。用布罗代尔的框架来看待今天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长中短三时段的变化叠加在了一起，并恰切地诠释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日益严峻和紧迫的气候变化和生态变化，是百年变局的突出代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的《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告，向全世界拉响了气候红色警报。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未来30年的气候新常态。在2022年9月召开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同月，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突破性议程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大背景下，零排放过渡可能推迟数十年。即使各国马上大幅减排，全球总升温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中给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其中淡水物种数量减少83%。更意味深长的是，所有上述灾难都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人类必须痛定思痛，立即行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能够就创立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协议，在G20巴厘岛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强调要敦促各方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均显示出人类正行进在作出正确选择的道路上。
半个多世纪前出现的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技术变迁对人类生活施加深重影响的典型事例。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直接后果，在于极大降低了通信成本、拓展了传播容量、加快了传播速度，进而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以及交流沟通。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不断加深，并且获取这种权利的路径越发明晰。正是由于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负面效应，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渐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之中。鉴于人们往往更喜欢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这一天性，各个媒体为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具针对性的信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看上去更可信。发端于4年前、至今仍未消解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主因并非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而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相互误解、缺少沟通。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后果，也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一个动力源。
人口总量、年龄和族群结构经历着深刻复杂变化，并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要素之一。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指出全球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达到了80亿，并预计2080年将达到峰值104亿。这与3年前预测的全球人口2100年达到110亿峰值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其背后是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快速老龄化，而部分国家的人口爆炸似乎也阻挡不了这一趋势。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与社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愿下降，会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一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可能被迫出现调整，进而引发社会分裂；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过程与结果会因此发生改变；等等。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爆炸，不仅威胁到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还可能因为就业困难而波及社会稳定性。此外，族群认同或民族主义被少数人恶意利用，有可能演化为资源民族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甚至导致地缘政治经济冲突。
在18世纪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人类社会的人均产出增长极为缓慢，平均在0.1%—0.2%。在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伴随世界产出快速增长的，还有国家间的产出增速分化，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世界主要国家产出增速对比可谓沧海桑田，并主要体现为东升西降。仅从名义GDP看，1978年中国不到美国的7%，而2021年则达到近77%。尽管在此期间美国人均名义GDP从1万美元增加到7万多美元，但中国的复兴还是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恐慌，以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内的热点话题。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家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将打压竞争对手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甚至在处理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过程中仍将全球治理作为制约对手的工具。它们力求通过维持或新建一套于己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把竞争对手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巩固自身在全球经贸科技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它们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或文明背景为标准，试图构建以边缘化或孤立为目标的平行体系。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创立的贸易科技委员会，2022年5月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便是两个典型的打造小院高墙事例。然而，今天人类最需要的却是合作。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将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持久影响的短期事件。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实施的制裁超过一万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俄罗斯2022年经济增长为－3.4%。制裁的次级影响更是随处可见。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美元和欧元融资，均因俄罗斯身在其中而遇到严重阻碍，融资成本亦因评级下调而显著上升。次级隐性影响同样巨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众多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企业因担心美国的连带制裁而不得不终止相关贸易投资活动。不过，西方对俄制裁的中长期影响更值得关注。俄罗斯逐渐被发达国家限制甚至逐出其能源需求市场，不仅可能改变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比如，提升欧佩克尤其是其主要成员的石油话语权），也会加速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可能还会将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推迟几十年。欧洲一些国家恢复煤电厂运营便是一例。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种类繁多，既包括冻结海外资产乃至外汇储备，也包括将众多俄罗斯金融机构逐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报文系统。这种将货币金融政治化或武器化的行径，在打乱国际正常报价结算储备运行程序的同时，也减弱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增长将被殃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根基将被进一步撼动。
以气候变化和生态失衡为表征的全球挑战，以网络技术演化带动的社会政治经济重组，以老龄化为因素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迟缓，以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催生的霸权维护博弈，以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制裁导致的各种中长期影响，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如下判断：“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尽管人类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历史潮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与责任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探索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王震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概括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强调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创新和发展的概括。作为历史文化研究者，我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一系列论述，感慨良多。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需要“两个结合”。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二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这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科学的”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思想，也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所论述。比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二者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发展方向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的是传承中的创新问题。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为指针，在传承和创新中建设新时代的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贯强调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唯物辩证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决定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进而也决定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有别于乃至超越了近代所谓“中体西用”之类概念的前进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充分吸收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结合也是一种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以概括为讲究和合、崇尚仁爱、崇尚正义、注重礼仪、誉美智慧、坚守诚信、重视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统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等内容。一言以蔽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开放、包容、发展的，其内涵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随自身所处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断丰富，通过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而创新发展。这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代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科学的”也是“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属性。
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属性上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展科学文化，提倡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和更有效的路径。比如，我们可以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崇尚创新创造等思想，把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等科学精神和价值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如辩证思维、实证思维、推演思维等方法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等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与科学文化的思想精髓相结合，增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文化也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得到滋养，从而更好发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功能。在中华文化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为指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就像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只有双轮驱动，我们前进的方向才不会走歪，前进的步伐才能铿锵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为建设中华文化所确定的发展战略，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开辟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新格局、新天地。融合带来创新，融合促进发展。与科学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展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启示，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总结经验 砥砺奋进
◇陈众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性赤字，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其中，自然还有我们自身的教育赤字、医疗赤字、话语赤字等。作为人文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总结经验、直面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心竭力。
立场、方法与目的
作为体量最大、从业人员最多的学科之一，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自2017年起开始五条腿（即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走路。随着“四个自信”逐渐深入人心，“三大体系”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其中，自然牵涉我国外国文学界的立场、方法与目的之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终究或主要是为了强健中华文学母体的“拿来”。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高举的旗帜。遗憾的是，这面旗帜正在有意无意地被“世界主义”者们所抛弃。后者罔顾历史，罔顾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谈所谓的“世界文学”。那么，不知达姆罗什、卡萨诺瓦们眼中的“世界文学”是否包括《红楼梦》和“鲁郭茅”“巴老曹”，是否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文学和坚持文学介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即使文学有其自身规律，但存在只是必然王国，并不等于理想王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方法论：在承认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的同时，仍坚定和义无反顾地批判资本主义。
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有关方法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令人目眩。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叙事学到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权主义到生态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存在主义到后人道主义等，或是流散、空间、身体、创伤、记忆、族裔、性别、身份和文化批评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等，可谓五花八门。
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一些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曾受到冷落。与此同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颠覆了我国现代文学历经数十年建构的经典谱系，从而将张爱玲等“自我写作”者们奉为经典。这中间除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逆反，恐怕还有更为深层的根由。举例而言，曾几何时，当我们的一些同行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时，有一些人甚至正兴高采烈地拿着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构和恶搞屈原。
也正是在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驱使下，唯文本论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做法，与源远流长的形式主义不谋而合，或变本加厉地延承和发展了形式主义，作者被“死了”，形形色色的方法凌驾于文学本体之上。对近三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评论领域的文献稍加检索，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是自说自话和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或是罔顾中国文学这个母体的人云亦云。盛行一时的学术评价体系推波助澜，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纯粹”的工匠。学术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模块化”劳作。我们是否进入了只问出处不讲内容的怪圈？是否让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是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为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的现象充斥学苑？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否已形成恶性循环？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同行正致力于为我所用的“拿来”。比如，新社会历史批评，以及方兴未艾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价值叙事学。他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富有家国情怀、彰显国家意识的研究范式，正在逐渐改变业已坚硬的唯文本论倾向，不仅着力开掘作家作品及其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且将本国读者及其接受和选择问题纳入批评视域。虽然历史不能还原，但历史的维度永远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方法。只要将“鲁郭茅”“巴老曹”和张爱玲们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那么谁有资格成为民族脊梁、文学经典，也就不言而喻了。
叙事与策略
在狭义文化方面，我们仍面临茶壶煮饺子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叙事水平，亟待同志努力。特别要注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主动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文化底蕴、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多年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和话语体系研究方面迈出了较为坚实的步伐。以《外国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为代表，显示出我国外国文学界在方法论上完成了重要转型，社会历史批评和学术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向度得到有效彰显。与此同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其十余个语种、国别、区域和类型分会“八仙过海”，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转型等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这关涉我国外国文学的众多从业同行、一批刊物和大量成果。在此，仅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学转型稍加评点。
文学始终离不开伦理，就像其不可能不浸淫于审美传统。正如蔡元培所指出，我国伦理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时两千余年。但是，受林林总总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冲击，文学伦理学批评被放逐久矣，直至近十余年在聂珍钊的倡导下形成态势。他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经历了“自然选择”“伦理选择”，正在或即将经历“科技选择”。这无疑值得重视和讨论。
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叙事学转型，即从形式主义向价值和认知转化。申丹从潜台词出发，探索隐性叙事。傅修延从叙事价值论出发，认为如何在智人的基础上阐释叙事人是叙事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我看来，这非常符合我国的话语体系建构。当西方仍在血缘论向度上纠缠种族民族问题时，中华文化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从认识论层面淡化了血缘在族群和社会构成中的作用。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人文化成，也即叙事化成、认知化成。正因如此，当成吉思汗的子孙融入中华文化，也便不再具有侵略性。而满族同胞入主中原后改建的故宫三大殿，也便成了太和殿（天人之和）、中和殿（人人之和）与保和殿（人己之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大有可为，也是我国学术界、文化界砥砺奋进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走和平发展道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邢广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答案。
一、世界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环境出现新情况，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上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种趋势是，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国发展依然面临战略机遇：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三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我国也面临巨大挑战：一是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三是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应对挑战方面，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解决全球问题的现实方案。进入21世纪，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和挑战：一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二是美国霸权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危险；三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趋势进一步强化；四是国际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频频出现，国际安全局势堪忧。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以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与世界一些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如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着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着力推动构建中阿、中非、中拉等命运共同体，着力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着力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卫生健康、发展、安全和人文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将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恪守“命运与共”的理念，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结合和统一起来，深刻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价值，也体现了中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人类谋大同的世界情怀。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和载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要素是“五通”，即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纹路是“五路”，即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原则，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和开放包容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要在高质量方面下功夫，高质量体现在各合作国家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发展动能，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和创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与世界的深层互动问题。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等方面逐步推进。中国与欧盟、东盟、中亚等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实行深度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这就要求“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的多边平台和网络。共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开发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内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相衔接，着力形成我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近十年来，中国十分重视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断加大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力度，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已同32个国际组织和149个国家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西方不断抛出“中国扩张论”，旨在干扰中国的发展，国际上也有个别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焦虑感。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输出自身模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的要求，这也是中国深刻思考世界发展大势而得出的结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要推动中国与世界进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要与其他国家增强战略互信和实行利益融合。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为自身和世界的发展制造有利条件，就是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基本选择，也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特征。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的。一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旨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是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以大小、强弱、贫富将世界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三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四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排斥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灵魂和旗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等于不去捍卫自身核心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中国“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五、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旨在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一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二是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三是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路径是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原则基础上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逐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要求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着力推进国家间的多种类型的创新合作，克服“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单边制裁、极限施压等不良的阻碍国际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面对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越发急迫。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中国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呼吁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国际安全合作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中国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主张开创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