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特质在于，它的思辨不仅仅是在书斋里，而是始终包含着对自己民族的深沉热爱和对自己文化的深切忧思，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这一方面体现为，在拿破仑的铁蹄踏破普鲁士以后，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以培养能够承载自己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大写的人”。另一方面体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不管是康德，还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是彻彻底底的“教育哲学家”。因为倘若一种哲学宣称自己是“体系”，那它不可能不在自身中包含一种对人类教化进程以及教育机构的反思与建构。当这两个方面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汇聚在一起，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特有的那种关于大学的思辨。
1802年，作为当时德意志学术新星的谢林在耶拿大学讲授了“学术研究方法论”这门课程，翌年又将其讲课稿公开发表。在这门课程里，谢林讨论的许多问题，直至现在仍有借鉴价值。谢林认为，大学绝不是延续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机构。相反，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在于各门特殊科学在大学之中都会得到教导和传授，而在于帮助学生去理解作为整体的科学。“大学”（Universitat）一词起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olarium”（教师和学生共同体），在其字面意义上就包含着“整全”的意思，大学承载着孕育知识的全部部分的有机的整全生命的功能，而这种整全生命的建立依赖于一种能够带来共同精神的整全科学理念。换句话说，在从事专业的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认识到各门科学的有机整体。如果一个人要研究一门特殊的科学，那么他必须了解这门科学在有机整体中处于什么地位；那个赋予这门科学以生命的特殊精神是什么以及它与整全的共同精神之间的关系。
可见，谢林的大学理念的来源，就在于他对全部科学的活生生的联系的真正认识——这也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谓的贯穿在一切知识和科学中的“本原之知”，或者说“精神”。那种把全部东西在研究和教学中堆积起来，形成一种僵死的所谓整体的东西，或者将特殊的部门科学仅仅依靠外部联系强行关联而不去管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与科学整体间关系的做法，在谢林看来都不是大学的应为之道。真正的科学有机整体，进而真正的大学能够把个别科学接纳在自身之中，并从整体出发赋予个别科学源头活水。因此，一个对整体精神有所追求的人，必须将自身和谐地融入这个活生生运作的整体之内，把他所从事的特殊科学理解为科学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而这样的知识之所以能够且仅仅能在大学之中得到传授，恰恰在于大学的本质就是知识宇宙的投影。正如在宇宙里，尽管存在各个自成一体的不同星系，但它们并不因自身的独立性而处于整个宇宙系统之外。相反，恰恰是宇宙本身给予了它们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同时的交互性。与之对应，大学的本质在于“跨学科”，而不在于某一学科的自成一体。
与此同时，谢林也回答了人们对于“上大学有什么用”的疑惑。毕竟许多人认为，大学只是教一些“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但在谢林看来，这只是一种误会。在日常普通知识和普通行动那里，知识与行动显得是分裂的；而在理念里，知识与行动是同一个东西，具有同样的绝对性。人们总是把知识理解为行动的手段，这来源于人们对“知识”和“行动”都仅仅具有一个不完满的概念。一种真正绝对的行动不可能把知识当作手段，因为它自身的绝对性使它不可能经受一种知识的规定。在有限的知性之中，人们心目中所有的无非一种现象中的知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普通知识，因此必然是一种作为手段的知识。在他们眼里，诸如哲学这样的学科，应当教导他们在生活之中如何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他们之所以履行义务，并不是出于一种自由的必然性，而仅仅是屈服于科学放到他们手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学了什么，就按什么方式去行动”。但如此一来，学习任何特殊科学的知识，无非都是为了维持生计，甚至会在之后的工作生涯里，仅仅从所学学科的特定视角出发看待他人与世界。这绝对不是大学教育的原初目的。另一些人则由于大学教育，学会了一堆“批判的虚无主义”。他们认为在现实中，人们能够知道如此之多正确的东西，却没有据此去行动，因此知识与行动绝对不可能是同一种东西。诚然，知识并不能直接导致行动，但这恰恰证明了知识不是行动的手段。这些误解的根源在于，并不存在一个从知识到行动的秩序。人们如果想将知识与行动放置于一种真正的和谐关系之中，就必须认识到，让不同知识得以产生的那个有机知识整体，是一个也能引发行动的活生生的理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作为科学得到教授和研究的机构，其目的也超出了单纯的科研和教学，而是有着承载和传承理念的更高使命。
在谢林看来，大学诚然一直发挥着“传承知识”的作用，但是这些知识已经全然失去了与绝对知识的活生生的联系，失去了“知识本身”亦即“科学”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它们只是将全部东西堆积在所谓的“整体”之中，从而是支离破碎的。比如，朝拜古代世界和前世的遗物，诚然是一种虔敬的表现，但若是人们把过往事物本身当作科学的对象，用关于这些东西的认识来取代知识本身，知识本身就变味了。通过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知识，通向活生生科学整体理念的道路就被遮蔽了。人们此时所追求的，将不再是某个东西是否与知识本身相一致，而是这个东西是否与某种派生出来的知识相一致。殊不知后者只不过是真正的知识本身的一个不完满的肖像。谢林认为，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大学就是在这种历史知识的精神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大学的整个学科建制都是以知识与其整体的分裂为出发点的。人们在大学里学习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已有知识，并且为了便于掌握，把整体的活生生的有机结构撕裂成各种最小化的碎片，在知识的各个孤立部分亦即各门特殊科学那里，已经找不到普遍精神的存在。要改变这种局面，首要的责任落在“学术机构的永恒组成部分”即教师那里。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能够在普遍者和一种绝对知识的精神里面对待全部科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将任何特殊科学置于绝对科学整体之下，使它们成为次要的、浅薄鄙陋的东西，丧失自身的地位。恰恰相反，在科学整体之中看待特殊科学，是为了更好地将特殊科学自身作为目的来研究，同时将其自身作为整体的有机环节来看待，以便呈现出这个特殊领域之中的普遍精神，以及观照使这门特殊科学得以建立的特殊精神。针对这个要求，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即我们希望出现一些教师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些教师恰恰是从当前的大学之中获得他们的初步教育的。谢林敏锐地看到了真正的问题解决之道，即“人们只需给予这些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要用一些根本不适用于科学关系的顾虑来限制他们”。在“精神自由”“学术自由”之中，这些教师就会自己教育自己，并且能够反过来教导别人，引导年轻人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在真正的知识之中感受、领悟普遍精神。
这种对于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的要求，如果想要在大学之中得以实现，就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谢林认为，正因为国家追求的是最优秀的东西、最高端的人才，它必然也是最优秀的“理念的生命”，也即最好的大学。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大学要传达出来的真正“理念”，大学也正是以微缩知识宇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国家的理念。倘若科学被降格为单纯为实用而服务的工具，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与之相应，倘若大学不能保持特殊知识与知识整体的活生生的关系，大学就会辜负国家。尽管大学最后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特殊专业的人才，但好的大学应当能够让自己的学生在整体精神里看待自己的学科。相反，每一个合格的大学成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当在整体的精神里推动他自身所从事的特殊科学的发展，即把这门科学看作纯然的目的而非工具。只有如此，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生才不至于成为谢林口中的“无性的工蜂”或“面包学者”，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有独立创造力的人。这也是谢林眼中大学教育的使命所在。他认为，单单教授大学生表面的技能技艺与碎片化知识，绝对不能产生最优秀的人才，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深入人类本质的教育，让人们能够掌握理性思维，在普遍精神的感召之中，在普遍者与特殊科学的邂逅之中实行创造活动。只有这样的大学，才配得上国家的支持。因为，只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个别成员都既是整体的手段，又是就其自身而言的目的本身，国家才会把自己的理念通过大学播撒在每一个人身上，又通过每一个公民巩固自身、实现自身。所以，大学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肖像。毋宁说，在谢林眼中，大学就是以知识小宇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微缩国家。
与当时流行的大学教育观点相左，谢林坚决捍卫哲学相对于各种官方科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而言的优越性与鲜明的独立性。西方传统大学由哲学系、法学系、神学系、医学系构成，其中哲学系是“低级系”。但从“跨学科”和“科学整体”的大学理念出发，作为哲学家和哲学教师的谢林反倒认为，哲学系本来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因为哲学是联结一切科学的科学，传承理念的理念。谢林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科学分类法，认为整个科学系统就像从“原初知识”生根发芽成长而成的一棵巨大的“知识之树”，而哲学就是那个“原初知识”，尤其是那种在不同层级上揭示出人们以为相互独立的科学间同一性、仿佛纽带一样把它们贯穿起来的哲学。因此，哲学是所有特殊科学的根基，而特殊科学就是“知识大树”的枝叶，并以哲学为归宿。但哲学的目的并非哲学自身，而是揭示更高的理念和秩序即国家。
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哲学本身具有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品质，这种品质也直接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学理念里。即便在40年后，谢林仍然深情地赞颂着这种基于更高哲学理念建立的大学与国家的患难与共关系：“在遭受最深屈辱的年代，是哲学帮德意志人挺直腰杆，在往昔辉煌的断壁残垣上，那些充满力量的人高举科学的旗帜，把最杰出的青年聚于旗下。在哲学家们的课堂上……许多人找到了在为哲学而展开的斗争中检验自己的勇气和思索的决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