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之道，是中国符号学学者一直在思考并追求的目标。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的属性、符号学研究的意指模式以及中国符号学在世界符号学领域的地位等问题。中性符号学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契机。
大符号观与中性概念
西方传统的语言中心论符号观认为，符号是由一系列差异关系的语音印象和概念印象结合而成，与外部世界无关。在此种观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任意性关联。这种符号意指方式的性质决定了符号结构的语言性质。比如，“橘子”可以指不同颜色、大小的各种具体橘子。而如林中起烟、窗户结冰、风信旗摆、周易卦象、象形汉字等，往往不被视为真正的符号，而被视为某种类符号现象——因为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一定的理据性。
中性符号学则突破了语言中心论符号观，其研究对象是围绕人类的生命活动展开的各种意指实践或符号化过程，包括姿势、踪迹、语言、图像、书写、艺术、仪式、实物等各种表意方式。一言以蔽之，中性符号学所处理和思考的对象是异质符号的中间性质或跨界性关联，尤其关注“说的”符号与“看的”符号相融合的双重思维。这是一种多元包容的大符号观指导下的分析和阐释路径。
中性符号学是针对异质符号的隔离观而提出的符号理论。一般认为，西方理论家更习惯以隔离的眼光看待符号综合体。以图为例，他们要么着重图的像似符性质，要么强调图的指示或规约符性质，或者干脆认为语是语、图是图，二者完全隔离。中性符号学的“中性”追求的则是“居中”，即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形式与实体、系统与过程等二元对立项中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更关注它们之间“对立性解除”而产生的种种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
中性符号学的这种居中的中性化趋势，注重消除对立、淡化界限，强调语象之间的相互解构和跨界，而不是简单的“折中”。“中性”作为“二元对立项的中间状态或消解方式”，既是一种“符号方式”，表现为符号本体的结构特性；也是一种“符号观”，表现为一种理论立场。目前常见的一些网络表情包、交通符号等，就是图像和语符的中性合治符号——既不是图像又不是语言，但又具有语符（文字）和象符双重编码性质，是对传统图文分治格局的一种消解。
在图像和语符的中性合治符号中，“亦图亦字”两个叠加的异质符号，会使我们从直觉上无法将它们截然区分。图文交融的标识将双重意指压缩在一个平面上，二元异质元素被同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里，被图像化的文字和被文字化的图像，都没有彻底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向中间靠拢——图文二元异质要素基于像似性融为一个整体，图文双重意识淡化了，而被某种整体性所取代。二元异质元素相互同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异质性、跨界性和移心性的张力消失了。对立感的消失使双方向中间靠拢，中性应运而生。
中性的语象合治观
在大符号观的视域中，有两类最基本的原型符号。一类是语符，包括口语、书写语言以及语言的各种补充替代品（如盲哑语、公共标识、数字记号等）。第二类是象符，包括各种视觉性符号（如图像、实物、仪式、行为举止等）。二者是大符号家族中的重要两翼，使二者合治能够突破传统上要么以语言的语符号为中心、要么以非语言的象符号为中心的狭义符号观的分治立场。中性的语象合治观关注的是异质符号关系，主要是语符和象符的“居间性”，即语象之间既区分又跨界的合治关系。
中性符号学重点研究区分基础上的中性跨界现象，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取中融合。这是相对于“分治”而言的一个对比项，是对异质符号（主要指语象）分治对立关系的解除。其二，居中融合。这强调语象之间在本源上的融合，而不是对语象对立关系的主动解构或解除。因此，语象合治也包括“取中合治”与“居中融合”的进一步对话与合治。比如，传统甲骨文研究将象形字的内部结构处理为字符，但语象中性观则发现其内部有语象双重的中性编码。传统汉语学将汉字看作汉语的记录工具，而语象中性观则把汉字看作异质于汉语的符号系统——它既是汉语的一个要素，又是基于视觉理据建构汉语的方式，因此言文关系也是一种语象关系。
中性符号学的“中性”有两个含义：一是异质符号之间的“居间性”；二是中性符号学的“中国性”。就后者而言，语象融合、消解极性对立是中国传统符号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儒家概括中庸之道的说法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简称“执两用中”，即消解两端的极性对立，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执中立场。在语象关系上，王弼总结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融语象于一体的“象”是基础。汉字符号的形、音、义揭示出，以象符为轴心，在图符、音符、义符三种符号之间摆渡的中性。借此，我们可以把语象合治分为形象合治、音象合治和义象合治三种类型。形象合治符号包括：象形字、卦爻象符，传统诗意画或写意画，现代的表情包以及各种标识的设计等。电影中用来揭示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感性表象理解事物本质的“蒙太奇”也属此列。音象合治符号包括：汉字的形声字、文人画的诗（声旁）画（形旁）并置等。义象合治符号（用意符组合来表达形象）包括：指事字、会意字、诗中有画以及现代的语象叙事等。
东西对话与文明互鉴
关于“中性”，巴特认为其是“破除聚合关系之物……即通过一个第三项……甩掉、消除或反制聚合关系的僵硬的二分法”，洛特曼根据文化编码方式的不同将文化符号分为约定—离散的语言符号和图像—浑成型的形象符号，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如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米歇尔等）也对语象的中性跨界问题进行过探讨。但是，这些西方符号学的中性倾向，多表现为一种反语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学术思潮，重在“解构”而并未形成以建构“中性”为核心范畴的符号学理论。而以汉字“六书”中语象“居中融合”为基本原则的中性符号学，显然有别于以破除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取中融合”西方中性符号学思潮。并且，中性符号学的合治观，不仅强调语象合治（在区分基础上的融合），也强调东方的“居中融合”与西方的“取中融合”之间的合治。
一般认为，纯粹的图像符号是反概念的，主要是像似性地再现现实物象；纯粹的书写符号是反物象的，主要是抽象性、约定性地代表某个语言概念。而中性符号学的要义，则是消解图像符号的像似关系与语言符号约定关系之间的界线，在象符号中有言符号的约定编码，在言符号中有象符号的编码，最终产生一种“合治文本”。换言之，中性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浑成型的符号意指方式。这种意指方式，既包含了西方的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等符号学精髓，又吸纳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等哲学传统。它介于视觉图像符号的像似性和语言符号的约定性中间的意象性理据原则：按照可视、可感、有理据的方式呈现抽象的义理和观念，同时又“忘掉”或掩藏了这种理据性。总之，中性符号学是一种具有东方特征的符号学范式，是一种基于东西对话、文明互鉴的符号学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华南地区符号学科普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传播与应用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