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思想在古代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史来看，平安时代是儒家思想在日本传播和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后来出版的“敕撰三集”、《文镜秘府论》以及《和汉朗咏集》等汉诗集、文论集，承继了儒家思想中“诗言志”的“诗神”。其中，《文镜秘府论》是日本诗论史上第一部诗学理论著作，也是一部集汉诗作法与四言汉诗于一体的文论和文学著作，由平安时代的僧人空海主持编纂。以《文镜秘府论》为切入点，可以管窥平安时代以前，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方式、平安时代接受儒家思想的特点以及儒家思想对日本的跨域影响。

　　体现儒家思想传播方式

　　《文镜秘府论》是平安时代初期的产物，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是指794年至1192年这段时间，而儒家思想在更早的时间点就已经传入日本，因此《文镜秘府论》中有儒家思想传播带来的文化印记，从《文镜秘府论》可以看出平安时代及之前一段时间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两种传播方式。

　　第一种传播方式是以儒家经典为载体并逐渐将其教科书化。《文镜秘府论》中大量引用《论语》等儒家典籍。据《大日本史》记载“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王仁“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从学焉”，可见儒家思想最早传入日本是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在飞鸟、奈良、平安、镰仓乃至江户时代，儒家经典都是儒家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儒家经典传播过程中，日本统治者逐渐将儒家经典教科书化，如飞鸟时代制定的现已散佚的《大宝律令》（公元701年）中，将儒家经典规定为儒学教科书。奈良时代修订的《养老律令》（公元718年）继承了《大宝律令》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学令”规定“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孝经、论语皆须兼通”，巩固了儒家经典的教科书地位。平安时代则在上述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春秋榖梁传》等为儒学教科书，可见飞鸟时代法律中确立的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的传统被奈良、平安时代的法律继承下来。

　　第二种传播方式是将儒家思想与治国理念相结合。《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化用《周易·贲卦》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儒家思想寓于“化成九州”的治国理念中；《北卷·帝德录》以记录儒家所推崇的古代贤王的方式，委婉劝谏统治者贤德治国。这种将儒家思想与治国理念结合的方式，在平安时代之前也可找到依据，如推古时代的圣德太子曾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的观念和词语大都采用四书五经中的典故和用词，如“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后由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新兴贵族领导的革新派为稳固统治实行了“大化革新”，大化二年（646）下达的诏书《改新之诏》也被日本学者评价为“都是儒学的精髓”。

　　展示儒家思想接受特点

　　《文镜秘府论》中儒家思想的接受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儒家经典的初步化用与阐释。《文镜秘府论》所引儒家经典包括《论语》《周易》《尚书》《毛诗序》等，所引内容都是通过删减、改写等方法简单化用和阐释。例如，《文镜秘府论·天卷序》中“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一句，引自《论语·阳货》，但删除了“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孔子“兴观群怨”的原意是认为学诗可以“感发意志”，是“诗言志”的体现，在学诗过程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并体察时事；学诗之人聚于一处，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砥砺，并形成共同的诗趣，还可以抒发情怀，发表政见，“怨刺上政”。但空海却将“可以群，可以怨”二句删除，这表明空海有意识地对《论语》进行了选择性删减。空海引用《论语·阳货》时只强调诗的“感发意志”和“观风俗盛衰以考见得失”，而有意过滤了诗“群居相切磋”和“怨刺上政”的功能，也就是说只保留诗的“美”（歌颂）功能，而去除了诗的“刺”（讽刺）作用。其原因在于，当时“药子之乱”刚刚平息，平安朝政权尚未稳固，平安朝的贵族急需特定的儒家思想以稳定时局，空海正是看到了此时“群则生乱”和“怨刺失时”的状况，因而有意删除了“群、怨”二句。

　　二是强调“诗言志”的诗学观念。儒家“诗言志”的诗学观念源自《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一句，是说诗歌可以表达作者的志向。《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王昌龄《诗格》“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后书之于纸也”，此句源自《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概括说明了诗歌可以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特点，并涉及诗的认识和教育作用。《文镜秘府论·天卷序》中提到“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利物”“济时”四字，既涵盖了“文章”认识社会的功用，也囊括了诗歌“烂其文而抚黔首……灿其章以驭苍生”的教育和教化作用，可见《文镜秘府论》有意对“诗言志”的诗学观念进行强调。

　　三是贯彻儒家的秩序观念。儒家思想强调秩序观念，推崇礼乐制度，主张“克己复礼”和“忠孝节义”，如《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和《论语·里仁》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强调“礼”和“孝”，都是秩序观念的体现。在儒家看来，秩序井然则万物运行无碍。受此影响，《文镜秘府论》中也处处可见潜移默化的儒家秩序观念。《文镜秘府论》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卷，其编纂结构采用天地两仪配以四大方位的方式，《文镜秘府论·天卷序》将其概括为“配卷轴于六合”，这种结构使得整本书秩序井然，有利于对问题进行精准分卷论述，是儒家秩序观的体现。此外，各卷内容如音韵论、声病论、体势论、对属论等，其编纂目的都是为日本汉诗找到正确的写作纲领，建立汉诗写作的秩序，《天卷序》“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中阐述了从文字到文章再到教化的层层递进关系，强调文章是教化的重中之重，也是儒家秩序观念的体现。总之，从整部书的编纂结构到细部的文字阐述都能看到儒家秩序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文镜秘府论》可以说是反映儒家思想在平安时代传播与接受状况的“异域之眼”。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好地将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展示给世界已经成为我们新的历史使命，通过“异域之眼”下的文学作品，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利于我们提升文化自信，在时代长河中不畏激流，踔厉奋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汉朗咏集》之中国文学接受的跨文化阐释与研究”（19BW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