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是清代文人李汝珍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熔历史小说、讽刺小说和游记小说于一炉，体现出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研究小说在英语世界跨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和接受，能够从他者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进行思考。借鉴海外研究成果，也能够让我们在异文化的启示下，形成新的视点，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在中西学界往复对话中更好地参与世界文学建构。从英语世界的他者视野反观中国古典小说的跨文化翻译、传播，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镜花缘》的英译历程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中的传播始于对作品的译介，文学翻译是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重要有效途径。作为较早被传播到西方的代表性古典小说之一，《镜花缘》经历多次域外旅行，缔结多起文学因缘，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的典范。它经历了从摘译、节译到单行译本的译介过程。

　　翟里斯（Herbert A. Giles）的选译拉开了《镜花缘》英语译介的序幕，其第10回、第11回被译为《漫游君子国》，发表在1877 年的《中国评论》第6卷第3期上。1901年，翟里斯再次选译“君子国”故事，对早期同章回译文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在《中国文学史》第7章中自成一节出版。1922年，他翻译的第10回、第13回和第14回被分为“君子国”和“大人国”两部分，收录在译文集《古文选珍》里。戴乃迭（Gladys Yang）的《奇异国度的旅行》也选译了“君子国”和“女儿国”，发表在1958年第1期《中国文学》期刊上。

　　邓罗（C. H. Brewit-Taylor）翻译了第4回“吟雪诗暖阁赌酒 挥醉笔上苑催花”，发表在1885 年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20卷上。

　　1946年，高克毅（George Kao）编译《中国式幽默与智慧》，经美国科沃德·麦肯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包括王际真（Wang Chi-chen）与艾瑟尔·安德鲁斯（Ethel Andrews）合译的第6回至第12回，取名《奇异国度游记》，这是最早由中外译者共同完成的译本。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了张心沧（H. C. Chang）的《斯宾塞小说中的寓意和礼俗》一书，该书主要通过将英国诗人埃德曼·斯宾塞的史诗《仙后》与《镜花缘》进行比较，考证中西文学和礼仪的差异，得出结论为“仙后”代表的是西方寓言拟人化的抽象精神与道德状态，中国寓言则传达更为现实的伦理冲动。其中节译了《镜花缘》第96回至第100回，取名《攻占“酒色财气”四关》，成为华裔学者独译这部小说的开先河之作。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1965 年林太乙的单行译本问世，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译作随后被“大中华文库”收录，2005年再次推出汉英对照版。林太乙在译本中另附“译者序言”“人物关系表”“附录章节注”等内容。这些部分主要介绍了原著作者的生平、小说创作缘由、译者对该小说的情节概述等。

　　1972年，白芝（Cyril Birch）的《中国文学选集》对《镜花缘》第33回内容进行了改写与编译，取名《身处女儿国》。差不多同一时期，对《镜花缘》的浓厚兴趣促使张心沧再次选译“女儿国”章回，被收录于1973 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丛书第1卷《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中，同年由芝加哥奥尔丹出版公司再版。此卷张心沧编排选译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共12 篇，“女儿国”译文位于最末。

　　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三部中国古典小说摘录》1981年出版，其中包括《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镜花缘》的摘译。《镜花缘》篇名翻译采用林太乙版本书名。1940年，当时国立厦门大学的曾瑞雯翻译了第33回“女儿国”，目前被收藏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特藏馆。尽管没有公开发行，但作为中国人独立翻译的译文，同样具有重要的翻译史价值。

　　西方文论视野下的《镜花缘》

　　英语世界对《镜花缘》的研究带有西方文论特色。中国文学通过这样的研究范式，能够跨越中西文化隔阂，在异质文明中实现现实路径的传播与接受，从他者的接受视野能够反思小说语言层面的译文效果和形象层面的影响。《镜花缘》文本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历经从一般性介绍到多视角阐释的逐步深化过程。

　　在中西比较文学视域中，王安琪（Anchi Wang）的《再论〈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运用巴赫金的梅尼普斯讽刺理论，对这两部小说进行对比研究，来阐明其各自所代表的文化传统。魏爱莲 （Ellen Widmer）比较分析了《镜花缘》与《红楼梦》的文体特征，并深入阐释了19世纪才女小说的受众与评说。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杜克大学的罗鹏（Carlos Rojas）通过2000年出版的《镜花缘：视野、性别和中国现代性反思》讨论视觉文化视域下中国现代性在《镜花缘》中的表征。高信生（Hsinsheng C. Kao）认为道教文化影响着小说母题的建构，小说作者李汝珍在创作中汲取了道家老庄学派学说的观点。白保罗（Frederick P. Brandauer）则认为《镜花缘》更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并详尽分析了小说中的才女与班昭《女诫》之间的对应关系，据此得出结论，小说所塑造的才女脱胎于早期儒家描绘的理想妇女形象。

　　在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海外学者还将《镜花缘》中的女性角色与其他小说的女性角色进行比较研究。林太乙和罗普（Paul S. Ropp）等认为《镜花缘》带有女性的民主启蒙思想。夏志清（Chih-tsing Hsia）、伊万斯（Nancy J. Evans）、高信生和艾梅兰（Maram Epstein）等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作品仍然延续了性别不平等的等级次序。夏志清的《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特别指出小说并没有对中国传统妇女观提出挑战，书中的女主人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护卫者。艾梅兰则在阴阳观下对性别结构与文本进行了结构主义分析。

　　《镜花缘》的持续性译介得益于西方学者对小说的不断阐释，扩大了它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了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对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能够丰富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洞察国内外研究的共性和个性，更好地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研究视角。《镜花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与接受，展现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上的强大文化辐射力，尤其是跨越中西文明差异的文化穿透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国内外的认知和认可。于国际而言，也为世界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