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典籍之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备受推崇。《中庸》不仅对中国古代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庸》。虽然《中庸》在德国的译介和传播远不及英语世界且多数以作品集的形式面世，但作为欧洲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德国在《中庸》的译介和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中庸》在德国的传播历程与阶段性特征

　　德国的《中庸》译本最早可追溯至1826年，汉学家威廉·硕特出版了《中国智者孔夫子及其门生作品集》，这是第一本直接由汉语翻译为德语的“四书”，其中包括《中庸》。纵观《中庸》在德国的传播接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18世纪，彼时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理性主义占据思想主流，儒家典籍在西方传教士的译介下成为理性哲学的一部分，并与其他中国古典哲学一道引起了德国思想界的兴趣。学者们甚至将其视作对抗宗教神论的精神武器，如歌德、席勒等都或多或少地在笔记或作品中留下过阅读中国儒家典籍的痕迹，“中国热”盛极一时。但当时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只能通过阅览皇家图书馆里典藏的图书合集或传教士发回的有关报道来了解中国。1844年，翻译家克拉默尔翻译出版了“四书”的德译本，书名为《孔子和孟子》。1878年，波莱恩克那教士以《中庸——永恒的灵魂基石》为题推出了《中庸》的德译本，这是德国首部以“中庸”为题的译本。

　　第二阶段是19—20世纪，这一时期德国经济飞速发展，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实现了工业化，东西方发展差异削弱了德国对儒家典籍的关注。但随着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的设立，《中庸》在德国又多了一种“学院派”的传播路径。1917年，著名汉学家何可思的《对〈中庸〉的文本批评》，1954年克拉默尔的《孔子：智者的生活和创作导论及对话和思想精选》等陆续面世。此外，还有穆勒（1911）、沃尔德（1924）、林伯伟（1947）和李迪多（1960）等译本出现。这些译本不仅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传播，还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庸》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中德两国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德国渴望与中国建立更深入的联系，推动了《中庸》在德国的传播。2005年，拉尔夫·韦纳出版了全新的《中庸》译本。2008年，卫礼贤的《中庸》译本被收录于《孔子的理论：儒家四书》。此外，不少德国大学都开设了汉学研讨课，为中国典籍的批评研究搭建学术平台。得益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不少德国学者对《中庸》进行了重译，其中就包括著名汉学家顾彬，2014年，他的《中庸》德译本被收录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顾彬的翻译并非简单地在德语中寻找对应词，而是力求还原原文的语言风格和句子结构。除了翻译之外，他也发表了诸多与《中庸》相关的研究成果。

　　超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

　　《中庸》在德国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儒学典籍的重要代表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17—18世纪《中庸》在德国的传播是通过有中国游历经验的意大利、法国、英国传教士撰写的报道实现的，且《中庸》也被视为儒学典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德国学者所研究，如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赫尔德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莱布尼茨。他是彼时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在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莱布尼茨一生从未造访中国，但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与有长期旅华经历的耶稣会士的交流或阅读而间接获取。他对《中庸》的接受始于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著作，在此后的文章中他着重阐释了核心概念“理”，认为“理”贯穿于中国儒教的始终，是等同于“灵魂”一样的精神实体，也是万物的根据。正是因为莱布尼茨的阐释，后来的学者大都将“理”视作儒教的核心思想，同时将“理”作为儒教属于自然神学的证明。

　　19—20世纪的德国学者对《中庸》主要持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德国发展迅速，而中国却日渐没落，以《中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不再值得推崇；另一种是20世纪初德国陷入战争泥潭后，对《中庸》呈现出积极姿态。其中，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厥功至伟。他翻译的中国典籍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甚广，包括《中庸》《大学》《论语》《易经》《孟子》等。在《中庸》译本中，他对“中庸”“道”“诚”“君子”“圣”等核心概念作了不同于前人的翻译和阐释，有的甚至带上了些许基督教色彩。事实上，19世纪儒家思想在德国曾一度失去了传播的土壤，直到20世纪初形势发生转捩，德国学者们才纷纷通过研究《中庸》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汉斯·费希特、埃诺斯特·施马尔茨等。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强调，儒家思想在《中庸》和《大学》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整体来看，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中庸》在德国都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从译介角度看，虽然《中庸》在德国经常与其他中华典籍一起被捆绑译介出版，但在德国学界，尤其汉学界对《中庸》的关注从未中断，直到当下。从研究角度看，德国汉学界对《中庸》的研究一直非常活跃，汉学家们从思想内涵、哲学意蕴、历史渊源、文化影响等方面，对《中庸》进行了深度探析。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尝试阐明《中庸》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和价值。当下的德国《中庸》研究中也导入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通过考证《中庸》的译介传播史，探讨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和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中庸》与现代政治、经济等领域相结合，探究其当代启示和现实意义。德国学者对《中庸》中的“道”“诚”“至德”等核心概念或与人类相关的哲学思想抱有极大兴趣，出版书籍和发表论文也不在少数。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庸》作为中华传统思想典籍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

　　《中庸》在德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始终保持着热度，这表明了德国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并未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有所消减，也体现了《中庸》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西方哲学对话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